核心提示：蔡元培年轻时相信刺杀救国，自学化学，每天配置毒药和炸药，还专门教了许多爱好化学的女学生，因为他认为女性用毒药刺杀会更容易成功。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4年9月17日特8版，作者：程美东，董少东，原题为：《改良碰壁，革命开途》

1894年6月，正当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焦头烂额的李鸿章收到了一篇洋洋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书》。书中列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大纲领，“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这份上书由李鸿章亲信幕僚盛宣怀转呈，还有当世名流郑观应、王韬等人的推荐。上书人则在天津等待着面见李鸿章的机会，以“一白其胸中之素蕴”。

战争已经火烧眉毛了，李鸿章没心情听人讲这些“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也没工夫召见一个28岁籍籍无名的医生。据说，李鸿章让手下人给了他一本护照，打发他去国外考察农业。

李鸿章如果泉下有知，获悉此后十七年大清国的命运，一定会后悔自己当初的“轻慢”——《上李傅相书》的作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果真出国了，却不是考察农业。1894年底，他在夏威夷檀香山筹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翌年2月，兴中会在香港成立，随即准备在10月发动广州起义。由于事机不秘，起义未及发动即遭镇压。孙中山东渡日本。

此后16年，孙中山一直在异国他乡继续着他的革命事业，领导了10次未获成功的起义，直到1911年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

孙中山年少时就自命“洪秀全第二”，读书时与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自称“四大寇”，早有“造反之志”。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目标，据其自称是在甲午战争十年前：“余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对照之下，甲午战争前夕给李鸿章上书，满腔热情地“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似乎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其实，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后，孙中山救国救民的理想始终有着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两种选择。他更倾向于前者。

正是甲午战争，让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明确起来。

甲午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上书李鸿章未果的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第二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签约之年，“公车上书”，康有为爆得大名，进入仕途，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孙中山则策划了在广州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有着改良和革命两个前进的路径。改良触礁碰壁，此路不通；革命披荆斩棘，找到出路。

甲午一战，中国国运坠至谷底，却也由此唤醒了千年大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开始探索。寻路，贯穿了120年来的中国历史。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君主立宪到三民主义，一次次地探索，一次次地抗争，一次次地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找到了革命的出路，却远没有完成革命的目标。此后数十年，中华民族继续着革命的主题，直到建立起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国家。

历经百多年的艰辛探索，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通往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终于走到了最接近伟大复兴目标的历史坐标点上。两个甲子过去，沧海桑田，中国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民族之气昂扬奋进，与120年前决然两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