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历史，中共的打贪反腐并非是直线发展。

毛泽东时期，打贪属于群众动员型。多数通过群众运动和立体式检举揭发，来完成对一名干部的污点挖掘和人员清除。

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打贪方式基本属于摸索型，重点打击反响强烈、举报材料确凿的那些官员。这段时间，在政治换届前后省部级高官及以上的落马较为显性，而在五年政治周期的中间段，落马官员多为厅局县处级一线官员，因其工作与民众直接相关性，在各种材料的揭批举报中，或者情妇或裸照或小偷等偶发事件中，率先落马。

而从习王执掌党纪起，打贪方式堪称是系统性反腐。中共纪检系统主动出击，周密部署，雷厉风行，并一击而中，在这两年中形成了四种主动反腐模型和路径：

部委式：首先选准拥有巨大寻租权力的行业系统，并且主导者乾纲独断，如铁道部的刘志军、国家能源局的刘铁男等，这些人在系统内外已犯众怒，且其背后有关系密切的商人、掮客、情人，掌握核心证据。中纪委从内部举报材料和反目成仇的利益联盟成员入手，由外而内进行瓦解。

四川式：中纪委从省部级核心人物突破，然后上下延伸，坐实证据链后，直捣黄龙。高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长串官员名单，效果恰似“连根拔起”，影响甚巨，省部级官员的反腐成果，是各省反腐力度的风向标。就在8月下旬，中纪委7天内公布了四川4名厅级官员，为李春城等案的余震。

山西式：山西境内煤、矿老板与当地官员相互支持、利用，形成明显的政商互动关系网，即官员竞选时找老板借款或由老板资助上位，即由老板资助官员买官；而老板遇到问题，由官员出面摆平。山西过去二十年发展模式和官商模式已成为中国前进的负面典型。中纪委从政、商两界人脉极广的煤业大亨邢利斌突破，由商到官，再从官到官，环环推进。山西创造了中国治标反腐的新模式：坚持打破腐败的利益集团和链条，重构官场生态。下一步其它地方或行业，或都是此种反腐模式。

巡视组式：查找各种线索，加之官场内外举报。中纪委第二轮巡视共派出了13个巡视组，如今13个巡视点在巡视期间通过中纪委网站通报的被调查人数已有48人，其中仅黑龙江省就达到13名，已超落马官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四川和河北、陕西紧随其后，被查官员均达7名，江苏、广西分别为5名和3名，青海、浙江、上海各1名，吉林一汽集团3名。

补缺何以滞后2月？

省委常委为中管干部。9月15日有多年纪检工作经验的贺家铁出任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此前该岗位已空缺2个月。同样，当天津市副市长任学峰8月27日空降广州市委书记兼广东省委常委时，离万庆良落马已2个月。昆明市委书记则空缺42天后，终由曲靖市委书记接任。这意味着一位中管干部一夜之间落马后，新接任者需要近2个月才能确定。

党纪处分提速与人事任命没法“无缝对接”，自有其原因。反腐的时机捕捉，再加之王岐山个性与党内“双规”手段的便宜行事，使得官员在毫无迹象中迅速落马。而组织系统的选人、补缺过程，则是个极其考究、慢火的过程。据悉，中组部要对大约5000名“中管干部”的管理，考察一名正部级干部人选，被中组部约谈的对象有时可以达到上百人。中组部原部长尉健行曾称，“只要是被考察对象工作过的单位都要去，有工作关系的人都要找，一些有疑点的问题都要想办法解开。”两架机器由此形成的不同运行节奏，使得众多地方出现官位空缺现象。

一省党政一把手任命自然不会出现滞后甚至空缺，不过任命前已反复酝酿已久，一举三得。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临危受命，调任山西一把手，其背景是十八大后吉林是没有副省级及以上干部被调查的省份之一，且王儒林是本土干部，工作一直未曾离开过吉林省，不符合干部跨省交流的趋势，其自身也需要丰富履历。考虑到今年全国“两会”间因不脱稿而与王岐山发生小插曲，此番重用，也让外界耳目一新。而蒙古族出生的巴音朝鲁，曾于1993年进入第十三届共青团中央任书记处书记，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是李克强，同是书记处书记的同事先后有：刘鹏、袁纯清、吉炳轩、刘实、姜大明、周强、胡春华、孙金龙、黄丹华。离开共青团后，在省委常委的级别上已历经了11年，资格深厚。而在俞正声主政湖北期间曾任职湖北副省长的蒋超良，常年在政策性银行、农业银行历练，其离京替补巴音朝鲁的吉林省省长一职，则有效弥补了吉林省长期缺乏懂经济金融的行政主官的遗憾，同时又可继续发挥农业大省的优势。

而一旦党委正副班长到位，则可以容慢慢搭班子。通常，除新疆、西藏、内蒙之外，一般省委配置常委11-13个。以13名满额算，目前约仍有8个省份党委常委存在缺员，数目至少在10人。除山西外，黑龙江、浙江、江西、海南、重庆、云南、宁夏等省份的党委常委班子均存在1-2人尚待补缺。

而越来越多的副省长成为各级省委常委班子补缺的“不二人选”，在两位黑龙江省委常委外调之后，现任河北副省长杨汭近日调任黑龙江补缺。山东副省长邓向阳接任安徽省委组织部长，湖南副省长盛茂林接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长。

一省组织部长肩负着察举省内官员、杜绝“带病提拔”的守门员功能。强大反腐与官员密集落马，也让社会各界暗生疑窦，相应压力也有形无形传导到组织系统内部，并催裂组织变革。

一个显见的进程是，大陆组织系统加大了对省委组织部长的异地交流力度。随着中央第四巡视组副组长贺家铁空降湖北，今年到目前，全国已有六位省级党委组织部长履新，且都是异地调任。而十八大后全国至今已有15个省份调整组织部长人选，达半数。统计28个省级组织部长可发现：中央直接“空降” 8个，异地调任18个。异地调任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成为全党组织系统最高指示。这是1990年《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的修订版。试行版的16字方针“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预示着将从源头进行人事管控。

改革与反腐互为犄角

自中共建国以来，党内反贪反腐的政治运动就没有中断过。不过以其“打老虎”的大张旗鼓而论，毛泽东在1951年年底发动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习近平近年来的“反腐”， 大约是其中声势最大的两个。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发起的反腐运动，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在中纪委网站访谈时评价甚至更高，“查处干部之多、涉及领域之宽、行动密度之大、问责力度之强，应该说是空前的”。

与毛泽东不同，习近平领衔的反腐，最终指向是为改革创造条件。

过去十年，胡温执政团队殚精竭虑，治党不辍。但仅靠行政系统密集下文和批示，再加党内轮番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正面推进的工作路径，已呈边际效应递减之势。一个明显的现实是，推动政府与市场的双转型，就面临如何处理与利益密切绑定而不愿改变现状的隐性权力群体。北大一位政治学者向凤凰网分析，“习李上台后，如果单凭热血来推出财产公示，那么在党内还没有足够氛围下，干部财产公示条例起草过程中就很可能流产或走形，即便制定出来了，在审议和推行中也难善终”，“改革除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的”。

复盘十八大至今，面对既有的局面，习李为首的中共执政团队，一方面跳出既有运行部门，不断设立新的领导小组，先立后破；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反腐，存量调整，破除革新阻力，先破后立。一年下来，反腐，无与伦比地俨然成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通道。用王岐山的话是，治标为治本争取了时间。通过“破”“立”并举、刚柔相济的治国新策，“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也成为新政治的三部曲。

中国反腐迎来拐点？

中央地方同时排查窝案打“虎”拍“蝇”，使得常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以及军队、商界“七套班子”经历着一场高强度整顿、洗牌。旧的生态和制度已发生震荡和裂变，打退休的老虎造成一个独特的效果： 退了也不见得就安全。官员开始普遍陷入不安之中，更令一些官员担心的是，如果落马的人越多，自己被“咬”出的可能性越大。

官员自杀率成为不安全感的暴露指数，自今年1月以来，已有大约30名官员自杀，数量同比大幅飙升。官员自杀除了选择自我消灭，还有一种相反的极端方式是反扑。

或许看到权力群体有反击点潜在可能，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长郭文亮直言：在短期内，“不惜一切代价把各种‘苍蝇’‘老虎’扫除干净，尤其是要真正打掉‘大老虎’，难度不小，稍有不慎，甚至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权势者如何处理自己不安全感问题，将是影响中国未来的重要因素。显然，新领导集体依旧高举“清党”大旗。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8月末邀请王岐山做反腐报告的政协会上就反腐败严厉发言：“有人说，现在这种‘每周一星’的情况何时是头呀？说明我们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面临的贪污腐败的形势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了！不然党将不党，国将不国。”随后，中纪委常委、最高检副检察长邱学强发文斥责有人对反腐风险问题过多担忧、对反腐形势误导。

但“破”是社会安全的需要，“立”也是一种安全的需要，法治最能给人带来稳定的预期。多方的互动博弈，会走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新安全机制上。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日前宣布，不敢腐已经初见成效。而清理腐败存量之后，后续需要防止发生新的腐败，使人“不能”、“不想”贪腐。澳门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院长郝雨凡称：“中国的反腐开始向拐点迈进，正如香港在1970年代初期的腐败严重，但在廉政公署成立前后形成了一个全社会的压力，带来了反腐的一个拐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进一步说，如果说反腐斗争从治标转向治本有着一个转变的节点的话，那么，这样的节点就发生在当下，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是反腐的节点。反腐败的主体，循法律途径最终解决，以四中全会强调的“依法治国”为标志，反腐也将转为治本阶段挺进。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或将成为10月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