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授可不授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

（图为：董其武上将）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张彦台 袁秀，原题：《董其武：由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

在人民共和国最早授衔的57位上将中，有一位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那就是第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他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于1949年起义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董其武从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终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于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其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出身穷苦，以四个第一考取军校

董其武，1899年11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河津县固镇村北街董家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董怀球病故后，祖母向村中贺财主借高利贷白银十两，打制了一口薄板棺材安葬祖父。为了还清这笔债务，父亲董多见一年四季为贺家的炭厂拉炭。董其武的外祖父家生活条件稍微好些，然而外祖父范居江却因发动河津地区义和团运动惨遭杀害。董其武三四岁时，便被外祖母接到家中抚养，一来可以在外祖母膝下承欢，二来也可以减少董家的负担。董其武的大舅范必英是个教书先生，在本村办了一所私塾。董其武从6岁就开始在舅舅的私塾读书认字，到了十来岁后，董其武除了读书，还帮助家中做些家务。

董其武的家乡煤炭资源丰富，当地的穷苦人，大部分靠挖煤、驮煤、卖煤为生。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董其武十二三岁时便承担起了还债的重任。早上他背着几十斤煤，上山下山，往返几十公里路程，一天下来只能赚上几个铜板。后来，董其武想出了一个赚钱更快的办法——在背煤山路上摆小摊卖豆腐汤。他的生意很红火，除去本钱，每天还能赚上二三十个铜板，比背煤要强很多。几年后，董家总算还清了贺财主的债务。

苦难艰辛的生活使董其武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和与命运作斗争的坚强意志。他16岁前，已经读完了《四书》、《诗经》、《易经》、《左传》、《幼学琼林》、《史鉴节要》、《三国演义》和《水浒》等书。由于家里的生活困难，董其武在读完舅舅的私塾后，未能继续求学。在极端苦闷下，他写下了两句话贴在了舅舅的炕头上：“璞玉藏石，何日得逢卞和氏；干将浮土，几时得遇茂仙翁？”也正是这两句话给董其武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翌年春天，董其武舅舅的几位好友，相约去龙门山春游。其中李天培老先生看到董其武的那两句话，很是欣赏，他对董的舅舅说：“这娃子有出息，应该送到县城去深造，我看将来会出人头地。”舅舅如实相告：“这娃平日好学，可惜的是他家徒四壁，我也是一贫如洗，哪有钱供他到县城去读书？”听到此处，李天培爽快地说：“这好办，你一个月给他背上30斤粮食，带上30个铜板就行了，别的花费包在我身上。”从此，17岁的董其武到河津县读高小，在这里他除了学习，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天演论》、《格致新书》等新书。

1918年7月，19岁的董其武听到山西督军阎锡山准备在山西省城太原创办斌业中学，培养初级军官的消息，便立志从戎，和几个同学商量一起参加考试。从河津县到太原有420多公里，不通火车和汽车，有钱的人家就坐轿子或者马车，一般人家就坐毛驴拉的篷子车。和董其武一起应考的同学都坐着毛驴车，董其武东挪西凑借了10块现洋作为路费，但他为了省钱，独自步行走了8天，赶到太原参加考试。

斌业中学的招生考试科目包括国文、算术、体育和检查体格。第一场为国文。国文的题目是：“当兵、纳税、受教育何以为国民三大义务？”董其武在答卷上写道：“兵所以保国家，财所以备战斗，教育所以开民知识。我既为我国之人，岂可不尽男子之雄心，展须眉之志气，而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先行哉。”董其武的文章言简意赅，紧扣主题，干净利落，论点鲜明，获得了国文第一名。第二场为算术。共10道考题，均为初级代数和四则运算。董其武得心应手，无一差错，卷面整洁干净，获得满分，取得算术考分第一名。第三场为体育和检查体格。董其武对此场考试没有把握，考虑到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营养不够，即使体育项目能过关，体检也不会名列前茅的，考试结果意外地给了他一个惊喜，他还是第一名！几天后，正式出榜，参加考试的共有7500多人，正式录取的为1200人。董其武以三科单科第一，总分第一，四个第一，名列榜首。入校后，学校包吃包住，每月还发几元的补助，董其武从不乱花钱，几个月下来，他竟然攒下10元多钱。年底放寒假时，董其武为了省钱和学习，决定留在学校过年，并拜托回家的同学捎回了10元钱，还清了东挪西借的考试路费。

董其武在斌业中学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并被保送进入斌业专门学校。从1922年到1924年夏，董其武在斌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学习军事科目，此外，还学习了大代数、微积分、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物理和法文等课程。在此阶段，他对军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凡是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只要能找来的，他都认真阅读。董其武在校的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和法文都很突出。同学们大多认为董其武毕业后留校当教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没有发生那场轰动一时的造反事件，董其武也许会经历另外一种人生。

造反阎锡山督军府，参加北伐“铁军”，投效傅作义

1924年3月，离董其武毕业不到半年，斌业专门学校安排学员植树，要求董其武班在宿舍附近栽种30棵杨树。董其武当时是班长，他带领10个同学进行栽树。干活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但离阎锡山办的体育馆很近，他们征得了馆长同意就近取水。当曹杨同学去挑水时，碰到了督军府的一个副官，副官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董其武追上副官进行评理，那副官却动手打了董其武。同学们忍无可忍，一拥而上，把飞扬跋扈的副官教训了一顿。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督军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最大衙门，岂肯善罢甘休。督军府的人找到学校兴师问罪，校长荣鸿胪答应一定查明惩办。由于董其武不肯写悔过书，被迫离开了学校。

1926年夏，董其武几经周折参加了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董其武被任命为该军特务营党代表，后任该军北伐先遣纵队少校营长、少校支队长（相当于团长编制）。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北伐战争时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也如火如荼。董其武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先遣纵队，在武胜关附近经过短期训练后，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在革命形势鼓舞下，向河南进军。纵队进展顺利，原来盘踞在该地区的吴佩孚残部及一些地方武装，经不住北伐纵队的勇猛进攻，狼狈溃逃。打下信阳后，北伐纵队沿京汉线攻取了驻马店、漯河、许昌后，与第四军全军会合，进军开封。不久，第四军被调回武汉，先遣纵队又奉命沿江东下，攻克了巢县、合肥、霍丘、颖上、阜阳及六安等地，董其武也改任营长，不久又升任中校副团长。

1928年，“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将北方军队编遣，并命令编遣的军官一律到南京军事教导团集中受训，然后另行安排工作。实质上这是蒋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董其武认为北伐军第四军先遣纵队在转战豫皖各地中，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打下了若干城池，连战连捷，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被编遣，实在气愤，决定不参加教导团受训，便与14位北伐时的校级军官一起到了上海，另谋出路。

董其武到上海后，听说傅作义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正在扩编军队，于是投到了傅作义麾下。董其武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他严守军纪、埋头苦干，跟随傅作义出生入死，参加了多次战斗，很快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联络参谋等职。

董其武的内心对军阀长期混战深感厌恶，“九一八事变”后马上写请战书呈送傅作义要求抗日。1933年，董其武参加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15个小时，打退日军10次进攻。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头一仗便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宸携其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董其武参加忻口作战被日军炮弹炸伤臂部。当时，他怕影响军心不许身边的人声张，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仍坚持在火线指挥。他曾与八路军的贺龙师长结识，系统聆听了抗日战争持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保守思想，当时便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此后，他在河套一带运用灵活战术同日军作战，取得了不少成功。1973年董其武参加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时，同当年日军将领会面，对方回忆说：“如果国民党所有的部队都像傅作义的部队那样有战斗力，恐怕我们早就失败了。”

董其武解放前先后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师八十九团中校团副，陆军第二十八师上校团长，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八师二一八旅少将旅长，陆军第一○一师中将师长，陆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7年6月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授予董其武上将军衔，然而此时的董其武已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完全失望，同老上司傅作义私下商量应另找出路，他从内心不愿接受和对外宣称这个军衔。

积极抗战，响应毛泽东的“绥远方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坚持抗战12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出卓越贡献，并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敬仰。此时的董其武，却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也将随之而来……

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真心爱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一位将军。日本投降当天，他就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该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不能再打仗了。”但是，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八年中，我军（国民党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大青山游击支队（八路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会打起来。”？傅作义说：“是啊！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卷进了内战的漩涡。由于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3次挺进绥远的战役。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杨成武，派他率领3个团第三次挺进绥远，最后又因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攻归绥，这就为历史造就的“绥远和平起义”创造了历史机遇。除绥远战役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新中国成立后，董其武对于同解放军作战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给个人的历史上抹上不可洗刷的污垢。”“这段历史上的大错误，虽然于‘九一九’起义后为人民所宽容，但至今思之，犹负疚于心，痛恨无极！”毛泽东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绥远方式”，为董其武走向光明提供了契机。

1948年冬，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1月22日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经过这次谈话，绥远的去向基本上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