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雷诺阿最初在骑兵部队服役，受了很严重的伤，腿伤让雷诺阿离开了骑兵军，被改派到一个飞行中队。他在某篇回忆录里说：“飞行中队的队长像个在荒野上迷路的小孩，为了打发我们无所事事的时间，他编出了很多上级没有下达过的任务，说是飞行侦察，其实是看着成片的土豆田。这种‘放风’和‘溜达’并不总是愉快的，有时候真的遇上偷袭或截击，有些人飞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没有任务的日子太乏味了，我们真的接到命令去歼灭德国军队时，心情雀跃就跟去打猎似的。”这段经历他若有若无地写到1939年的《游戏规则》里，他自己扮演的奥克塔弗从战场回来时成了瘸子，男主角安德烈则是个超级巨星一般的飞行员。

志愿上战场的美国文艺青年不只一个海明威。威廉·威尔曼加入了拉菲特飞行队，他在1958年把那段经历拍成《拉菲特飞行队》，由初入影坛、帅得一塌糊涂的伊斯特伍德主演，美国青年自以为投身正义战争的豪情，总是在生离死别后转身投入爱人的怀抱寻找逃避的永无乡。他在1927年完成的以一战空军为背景的情感剧《比翼情天》，和茂瑙的《日出》一起得了第一届奥斯卡最佳影片。

南方小镇的二流子青年福克纳声称1918年他在英国空军服役，这应该是他满嘴跑火车的谎话之一，但他在1935年的小说《标塔》里，确实创造出罗杰·舒尔曼这么一个战时王牌的光辉形象，这部小说在1957年被改编成电影《碧海青天夜夜心》，由好莱坞最出色的情感剧导演道格拉斯·瑟克执导。

霍华德·霍克斯脑门一热跑去法国想加入空军时，战争已近尾声，他没机会了。他在1930年代拍了两部飞行题材的电影，《拂晓侦察》和《天使之翼》，霍克斯用飞行历险片表达男性中心的忠诚、勇气和献身精神，他的导演风格里带着一厢情愿的英雄主义明快色彩，但两部电影的主演理查德·巴塞尔梅斯用他神经质的表演带出电影光明背后的黑暗面：牺牲绝不美好，活下来的人活在永恒的恐惧中，活着是没有尽头的受难。

在1933年威尔曼导演的《英雄何价》里，男主角也是巴塞尔梅斯，他扮演九死一生后患上吗啡依赖症的老兵。巴塞尔梅斯在1942年退出演艺圈，二战期间他是海军预备役成员，有次谈起他主演过的一战题材电影，他说：“战争留给个人的是如影相随的恐惧，幸存者其实都是被毁了的人。可是我们的电影里，没有一部能诚实地面对恐惧。”

话题开始于战场外昨日的世界烟消云散

那是一个信仰和规则都在瓦解的时代。在文学艺术的爆炸之后，混乱失控的政局和时局降临，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超过7000万人的生命。

1995年的电影《卡琳顿》讲的是英国文艺圈的情事，长得很帅气的才女画家卡琳顿自从1915年被引入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后，她和作家利顿·斯特里奇一波三折的关系以及以女画家为原点发散出去的交错感情线纠结了十五六年。这群文人在萨塞克斯的村子里“你爱我我爱你”地死去活来时，对岸西线战事正紧，“战争”是书房里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因为不时会有爱着的人应招入伍，或者从前线回来的人新加入恋爱相遇的成人追逐。文艺圈的情场仿佛是比炮火前线更惨烈的战场，有关战争和战场的话题成了情欲的催化剂。

听上去仿佛太轻浮了。还有更轻浮的，有次布鲁姆斯伯里的常规聚会，卡琳顿和斯特里奇突然离场去了卧室，然后弗吉尼亚·伍尔芙兴奋地趴到钥匙孔上看那两人是不是去滚床单。那时候，法国战场正在僵持阶段，而硝烟完全没有侵入他们的书房和闺房。

要到若干年后，二战逼近并正式爆发后，伍尔芙流露出自1914年以来从未停止过的对战争和对整个世界的恐惧。1941年，她和丈夫莱昂纳德在家里备好氰化物胶囊，他们想着如果德军打过海峡就服毒自杀。德国人没有来，而伍尔芙跳湖自杀。第二年头上，茨威格在巴西服毒自杀，他在遗书里写：“愿我的朋友经过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伍尔芙和茨威格都不是战争作家或伤痕文学作家，他们在生命走向终点时流露了对战后以来、尤其第二次陷入战争的世界的恐惧，对他们而言，世界在1914年被彻底地摧毁，之后秩序再也没有恢复。

英剧《唐顿庄园》第一季的结尾，庄园老爷沉痛地宣布“战争爆发了。”那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旧世界的帷幕在1914年轰然落幕。面对“战争为何爆发”这个问题，一战成了一场因为偶然的暗杀事件爆发的，没有明确敌人和明确方向的战争。当时的英皇、德皇和俄国沙皇，甚至是有血缘关系的表兄弟。四年战争的结果，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王朝、德意志帝国和沙皇帝国从历史的舞台上谢幕，阶层的挡板被抽掉，一切坚固的东西在烟消云散，更彻底的革命风暴还在后头。斐迪南大公死在萨拉热窝，触发灾难的开关，但在1914年的炮声响起之前，秩序瓦解的乱局早已现出眉目——

机器朋克的时代到来，发达工业改变的不仅是生产力，机械的介入把生活节奏以至人的肉身都变成轰隆运转的机械；女人的角色发生变化，她们剪掉头发穿起长裤，女人和男人的力量对比在颠覆……《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马布斯博士》、《大都会》和《柏林：伟大城市交响曲》这些完成于战争期间和1920年代早期的德国电影，战争并没有正面露面，但表现主义的美学里渗透着对秩序溃败的恐惧，几十年后，电影文化学者克拉考尔在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里总结了“卡里加里”的子民注定将拥护纳粹，他们以为重拾仪式和秩序，然而现实是新一轮的噩梦。1914年战争尚未爆发时，乔伊斯发表了短篇小说《死者》，时过境迁后重读那个惊心动魄的结尾，自洪荒天际飘落的雪花覆盖的，是一个死去的世界，像一场事先张扬的哀悼。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于巴黎，古典乐的规矩完全地乱了。1912年，卡夫卡完成了《变形记》，格里高利变成甲虫后醒来的一刻，改变已经发生，再也回不到“正常”的秩序里。同一年，已经功成名就的毕加索转向立体主义的绘画实验，阿波利奈尔的《画诗集》给文坛丢进一颗炸弹。那是一个信仰和规则都在瓦解的时代，在文学艺术的爆炸之后，混乱失控的政局和时局降临，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超过7000万人的生命。

1937年，距离二战的爆发还有两年，法国导演雷诺阿拍出了至今被视作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一战的电影《大幻影》，一群来自法德对立两国但同样出身于贵族阶层的上层军官，文雅，好客，磊落，他们徒劳地以为能用骑士精神恢复秩序和尊严，在阶级的认同感中，民族国家的对立阵营不值一提。雷诺阿是一个内心柔软善良也极度清醒的人，出身上流世家的他来自“昨日的世界”，他在乡愁里保留着间离的反讽，《大幻影》是个绝妙的片名，在电影里，“旧秩序”是个幻影，试图用“旧办法”回到“旧秩序”中，是幻上加幻。可是比导演小心翼翼的反讽更讽刺的是，《大幻影》在首映时被文化怀旧者当作对旧时代的招魂，遗老遗少们要等到两年后更惨烈的战争来临，才会痛彻地领悟到，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当电影正面强攻战争只有死亡，只有活下去的本能

根据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改编的同名电影(下图)在1930年上映，是一战题材的影片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同年，雷马克的德国同胞帕布斯特导演了《西线战场1918》，电影呈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那里有赤裸的恐怖，造成这恐怖炼狱的，是人类自身的愚蠢和盲目。

没有多少电影有勇气进入战争龌龊不堪的内部，去面对历史进程中以千万人命为代价的荒诞——爱和拯救都是虚无的手势，在战场上，只有死亡是绝对的。

阿贝尔·冈斯和雷诺阿一样应征入伍，但是他利用在电影圈的人脉从前线逃了。1918年，他说服百代出资拍《我控诉》，并且在1918年9月带着拍摄团队上了战场，当时距离签订停战协议还有两个多月。《我控诉》里有很多让人几乎窒息的段落：空旷的战场上插满十字架，战士的亡魂从土地里升起，他们控诉统治者发动战争的决策，控诉战争夺去他们的性命也让法国变成一片恶土。这些段落是摄制组提着性命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拍摄的，扮演亡魂的，是那些在战壕里肉身败坏、内心绝望的士兵，他们喊出电影里的台词时，知道自己已经拿着死神的邀请函。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月，兵士像得了病的麦子似的一茬一茬地死去，参与《我控诉》拍摄的群众演员，在之后不到6个星期的时间里，死了80%。

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于1928年，好莱坞买下版权后，1930年同名电影上映，是一战题材电影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很多人对一战有限的了解全部来自这部电影。其实在同一年，雷马克的德国同胞帕布斯特完成《西线战场1918》，一个被老婆带了绿帽子的倒霉男人、一个尽职的军官、一个情窦初开的学生，这几个本来没有交集的人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从柏林被派往巴黎，他们离开时的柏林，通货膨胀，食物短缺，是一座陷在迷雾中的混乱城市，去往巴黎的行军途中，他们见到没完没了的肉搏、死亡，坦克碾过肉身，奄奄一息的活人和死去以后冰凉的尸体挤挤挨挨地躺在教堂的废墟上，所有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疯了。在乔治·萨杜撰写的《世界电影史》里，他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就远远高于《西线无战事》，因为帕布斯特拍出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那里有赤裸的恐怖，造成这恐怖炼狱的，是人类自身的愚蠢和盲目。

战争中最悲哀的，是从国家机器的失控蔓延到人性溃败。在约瑟夫·罗西的《吾土吾民》里，朝着英国老家方向奔走的小兵，这是他求生的本能，是他生而为人最正常的愿望，但是在宣誓效忠国王的军队里，他被裁定是逃兵，要被军法处死。为他辩护的律师挣扎在“人”与“非人”的两股力量中内心被撕扯，他明知战争是对“人”的消灭，却没有力量从国家和战争的机器里救出一个活人。

1957年，不到30岁的库布里克看到一篇关于法国军官为了掩盖战术失误从下层士兵里抓替罪羊的小说，促使他拍出《光荣之路》。这是一部无情的电影，在主演柯克·道格拉斯的建议下，库布里克采用了完全不留一丝希望的结局，人性里不存在“最后一分钟的拯救”。弗朗西斯科·罗西在1970年拍出《寸土必争》，阿尔卑斯山区里的这场激战不是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而是意大利军中的哗变，是同为受害的无辜者之间的相互迫害，老练的罗西远比库布里克走得更远，他不是对人性持有虚无主义的怀疑论，而是呈现在荒谬的战争大环境里，人性也是一片疮痍的恶土。

一旦电影诚实地面对战争，裸露在镜头下的，是人的衰弱与卑微，但生命本身是不能被质疑被否定的，电影理论家大卫·汤姆森不久前在《视与听》杂志上发表了他梳理一战与电影的长文，在文章的最后他写到，他看过的有关一战最刻骨铭心的画面，是肖像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从前线回来后绘的一幅巨幅油画《毒气》——从战场的毒气弹里幸存下来的士兵，伤的，盲的，一个挨一个手搭着同伴的肩膀走出战壕，他们的脚下是战友们层叠的尸体。浩劫以后，无所谓坚强和勇敢，只有死亡，只有承受，只有活下去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