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要不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   

二是招工政策引起的思想波动，有的地方传说今后国家不从下乡知青中招工了，致使许多知青不满，认为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吃亏了；有的知青点干脆把饭锅门窗给砸了，要找社队干部算账去；还有的回城集体上访。

三是在清查运动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有的地方一提起知青就认为都是“长刺长角”的，一说整顿知青，就想整青年。

四是管理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

对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当时从领导思想到社会舆论，对知青问题的看法都很难拿出有把握的分析来。一些领导人也不敢贸然表态，当时直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都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不管怎样，当时的知青政策还是如陈永贵所说：“当前的知青工作很复杂，不会有大的变动，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大家不要泄气，要鼓劲，把知青工作抓上去。这个工作不只是一个劳动力安排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人们的思维方式还没有从极“左”思潮的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座谈会上的种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就只能被统一到“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上，所谓的“怪胎论”也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严厉批评。

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进行了报道，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文章指出：

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一批又一批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对于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对于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知青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成绩很大。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文革”以来的“再教育”运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77年的年末，各地继续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71.6万人，在乡的下乡知青还有863.8万人。

“上山下乡农民不欢迎”

在云南边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如傣族、哈尼族等，他们同解放军的关系比较好，但是他们并不爱知青。确实，知青也没有什么可爱的：不是满头乱发，就是剃光“白沙”（光头），一副狰狞的模样，加上偷鸡摸狗，甚至强买东西，谁喜欢？另外，当时知青农场的开荒给西双版纳的环境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毁林开荒动辄是“万亩大会战”，几个山头一推而光；然后是烧岜（烧荒），火光冲天而起，惊天地而泣鬼神，怎不天怨人怒！70年代有两次特大寒潮，当地居民从来没有经历过，气得破口大骂知青，说这些寒气都是你们带来的。

真正把知青问题纳入到城镇就业轨道上来的是邓小平。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主张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且在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会议上，宣告了“文革”正式结束，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错误口号的影响，没能及时纠正“文革”中在知青问题上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虽然在1978年以前知青问题经过几次大的调查研究，但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来看，这个禁区依然如故，没敢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