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当时从领导思想到社会舆论，对知青问题的看法都很难拿出有把握的分析来。一些领导人也不敢贸然表态，当时直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都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本文摘自：《书摘》2014年第9期，作者：周亚平，原题为：《70年代末知青的返城大潮》

“知青工作很复杂”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就指出，最早提出知青插队的是邓小平，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

为何走不通了？首先就是农民对知青不满意。我国人口本来就有80%在农村，农民已经感到劳动力过剩了，再让他无条件地安置城镇青年，形成知识青年与农民抢饭吃的恶劣局面，他们会真心欢迎知青吗？

其次就是知青本人和其家庭的不满意。

再次就是城镇对口单位的不满意。动员知青下乡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政府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做好本单位职工的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乡，还要抽调得力干部为带队干部带领知青下乡，并要抽出资金、物质或技术力量，无偿支援对口安置地区，无疑使各企事业单位不堪重负。

最后是政府也不满意。每年政府要花一大笔经费来安置知青下乡，特别是1973年起提高安置经费标准后，国家财政平均每年拨款8.2亿元。如此高额拨款，不仅未能让知青安心在农村，而且还不能使各方面满意。有人戏称：国家花了70亿，买了个“四不满意”。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经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步履艰难地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企盼对这一运动的归去有个合理的说法与解决的办法。

为了统一认识，筹备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顾秀莲主持，采取只出题、不回答的方式，主要听取地方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永贵等接见了与会代表，李先念、陈永贵等还在会上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

但是，社会上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议论颇多。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四人帮”搞的，有这样的顺口溜，说：打倒“四人帮”，知青不下乡；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还有的知青说：过去表示到农村去扎根，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有些原来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青年此时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有的知青先进典型或先进集体也开始把挂在墙上的奖状和锦旗摘了下来。社会上还有这样的议论：“现在宣传少了，典型倒了，扎根不提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围绕这项工作的“冷风大，谣传多”，压力大，思想混乱。有的说：现在矛盾集中，弄不清上面的精神，说服不了下面的群众，左右为难。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反映到了座谈会上，有的与会者提出了对上山下乡工作应怎样估计的问题：“四人帮”插手知青战线，工作中又有不少问题，究竟主流是什么？还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而对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还要不要提的问题，也是众说不一。还有的人简直是大胆之至，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个“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