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震，萧军在毛泽东住处邂逅之，王震为《解放日报》 发表王实味《野百合花》 愤愤不平，萧军直言不讳地予以回击道，应该“以枪还枪，以笔还笔”，武人不干文人事。当天日记认为，“这是个有点小聪明而跋扈的人。”不久，王震参加作家俱乐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介绍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曾受过五次枪伤，年纪也很轻，我对他的印象较第一次改好了”，认为“这是个切实的、有为的、聪明的，由铁路烧火工出身的军官”。
关于胡乔木，萧军与之初次交往，感觉“是一个平庸的人”。尔后多次交往中，认为“这人是有点酸溜溜的，狭小，但是忠实的”。此间，胡乔木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很多时候代表毛泽东主动拜访萧军，倾听意见建议。萧军乡居期间，胡乔木在中共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等陪同下，找到萧军住处，慰问沟通交流。萧军日记中记载，“这人还是这般狭小、琐碎、感情容易激动。”当然，萧军承认自己也是感情容易冲动的人。
关于张如心，萧军认为“这人虚浮，虚荣，装腔作势，有点官派，酸溜溜的很使我不愉快，几乎又要刺他几句，但我忍耐了，像一只马蜂似的藏起我的刺。我知道这类人是禁不起打击的，同时也是个无甚能力、见解的庸俗之辈。我还应把自己放宽大一些，善意地将来帮助他”。张如心曾任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长，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整风运动期间担任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萧军随“文抗”作家编入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这人是个空洞、无知、‘自是心’ 也很强，但还不是个狡猾的人。他把我的几篇小说寻到，说要研究，学习。我知道这人的头脑和感情已经僵化了，对于艺术是无缘的。但我还是抱了容忍和教导的态度去接近他，也常常说给他一些所需要的。”能如此忍耐着，在萧军已经是性格平和的表现了。
关于匡亚明，萧军日记中写道，“认识一个高身、秃头、凹鼻，有两颗假牙齿和嘴唇闭不严的约四十多岁的男人，名叫匡亚民（匡亚明），人们似乎全熟识他，但对他却不存着尊敬，甚至一种疏离和轻蔑，我不知道这原因。他也喜欢唱京戏。大约这也是个不通世故，无地位，不能克制自己感情有点呆气的人———从他的外貌上这样感到。”可以想象，萧军当时心存此念，那副面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被萧军以貌取人的匡亚明，是因为遭受枪击，导致嘴唇不能完全闭合。在延安，匡亚明担任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康生秘书。
在萧军日记中，得到肯定称赞的只有两个半人。其一是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萧军称赞“他是热情谨慎的老人”。其二是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立，萧军称赞“这是一个纯洁的老人，一个使徒式的革命者，可爱而又可敬”。另外半个人是艾思奇，时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文协”主任、副主任，分管文协工作。萧军对其评价较好，但保留怀疑倾向。“我觉得艾思奇还是一个正派人，对于我还无什么恶意的样子，谁知背后如何。”他们之间曾有工作上的书信来往，萧军进一步肯定“我觉得这人是忠诚正派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价值认同，萧军在“文抗”民生生活会上拔刀示威，一座皆惊的情况下，唯独艾思奇处乱不惊，责令萧军别玩这一套。而萧军竟然就买了艾思奇的账。经过整风运动后，萧军日记中有对于艾思奇理论宣传的责难，将艾思奇与陈伯达并称为“共产党两位愚蠢、武断、机械论者的‘理论家’”。
延安时期，萧军被流传最广的言论是：我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鲁迅是我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
他主张“文学英雄主义”，不入党，不为官，不告密，自称是天下人要管天下事。但又信誓旦旦地要组建一个“人民大众党”，自任党魁领袖。他常年在延河边洗冷水浴，每天清晨到延河边吊嗓子，借以磨炼意志力。他曾经为勤务员小鬼们打抱不平，脚踢“文抗”政治指导员，而被罢免边区参议员资质，并被判处六个月刑期，缓期两年执行。他自视甚高，也自律甚严。他最推崇的人是他自己，最不满意的人也是他自己。他瞧不起周围的人，也被周围的人瞧不起，自我统计出面临“九面受敌”的窘况。“我统计着我的仇人，几乎成了九面楚歌了。”他的婚姻情感也存在危机，只存四分之一的爱情维系着婚姻生活。他也有耍赖泼皮的时候，当同志们批评他在男女交往上的一些粗犷行为举止时，他回答：“谁吃我的醋，我就跟他的女人睡过觉……”在别人看来属于沾花惹草的举动，他始终觉得是自己富有男子汉魅力，别人在嫉妒他，吃他的醋。
这样，第二次来到延安不久，自己感到无法安心立命，他不断寻求出走的机会，并做着出走的准备。他的牢骚和责难，无人能解决，所以，层层越级告急，最终找到毛泽东那里。经过一段时间来往，毛泽东致信劝慰他，“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萧军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也努力修炼着自己。
事在人为，萧军对人如此，看得上眼的人极少，那么，看得上眼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留下详细的日记，很多时候整天都在“文抗”作家俱乐部里写日记，是为了让历史证明谁伟大。“我的日记也许有一天自己把它发表，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今后公开发表的日记，与仅仅为了帮助个人记忆的日记，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字写作。
有牢骚，敢责难，是文化人有理想、有责任的一种表现方式。李白、杜甫诗歌里有多少牢骚和责难，仍然属于盛唐时代的一部分。萧军日记里的牢骚和责难，同样属于延安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属于那种需要我们时刻警醒，不断改正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