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萧军和丁玲过从亲密。喜欢早起的萧军，走过丁玲的门前，径直推开窑洞的门。“她睡在床上是很年青和美丽的！还像一个少妇，立起来，就苍老得像一个老婆婆了。”他们曾畅想，有朝一日结伴去欧洲游行。他陪她到延河边洗衣服，感觉“她像一个渔婆”。“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方向前进着，但我们总是有着一条界线存在着，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　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随着他们情感上渐行渐远，性格刚硬的丁玲骂萧军是“土匪头子”，萧军当面蔑视之，在日记中写道：“从这夜起，我感到她丑恶了！”美丑善恶之间，似乎是情感由之。

他对周扬，可能是在上海“左联”时期受鲁迅观点的影响，没有好感可言。经历延安整风运动，更是恶评多多。“周扬他是一贯以残害同志为作风的，他指过胡风为内奸，冯雪峰为假共产党员，文艺青年柏山为内奸，结果入狱……”萧军指斥周扬歪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运动方针，发明所谓“野火政策”，乱烧一阵，“冤枉三千，不漏一人”。萧军在日记中，称周扬为“狡猾而政客思想浓厚的人”。萧军从乡居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住了近一年，被组织安排到鲁艺。时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兼任鲁艺院长的周扬主动示好，萧军态度稍有和缓，颇有同情地分析周扬，“这是个没经过社会各层生活洗炼的人，对‘人情’和‘事理’全不能透知到底，因此对于工作及理解人全不行。看情形，我应尽可能帮助他一些，使其进步。”如此大言不惭，反而显得几分天真可爱了。

萧军对人物品评多情绪化、概念化、脸谱化。他称时任鲁艺党支部书记宋侃夫为“无能力的教条主义者”。他称陈学昭是“尖嘴乌鸦似的女人”。他称萧三是“俄国贩子”，仗着酒劲恫吓说，“不看在同志面上，我早就杀他。”吴奚如曾在致胡风信中非议萧军，萧军知晓后，不依不饶，多次表示哪天见到吴奚如，“我那天就揍他耳光”。他读罢茅盾的书《劫后拾遗》，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来不喜欢他的任何作品，陈腐，毫无艺术的气氛……茅盾是个暴露性、自然主义倾向、市民的作家。他的书除开告诉人一些故事和事件而外，我是没有欲望读第二遍的。”他翻阅郭沫若的剧本《屈原》，看过后记，“觉得这人卖才情，酸溜溜的已经到了可憎的程度！这也许是我的成见，这位‘自伤薄命’的新士大夫，我是越来越为他肉麻。”他阅读了高长虹的书《政治的新生》，认为“这是一个僵化了的，毫无才能的书虫，尽说了一些陈腐的老生常谈”。并且，在一次“文抗”作家选举伙食委员会时，萧军竟然“骂了高长虹这老儿，他是装腔作势不知趣的家伙”。

萧军平时生活交往比较频繁的，是同为文化人、又是东北老乡的舒群、罗烽等人。“他（罗烽）和群（舒群）一直是靠着我的光辉走路，利用我，从来是不曾想到过我的处境……”“从今天起，我宣布从我的感情领域里，开除这两个自私和无良的友人！”其实，这都是日记里说说的狠话而已，他们在生活中依然故我，交往不辍。

1942年4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毛泽东问萧军对周围作家们的看法。萧军言之凿凿地说：“他（艾青）只是个优秀的诗人，决不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缺乏深厚的一个伟大的心胸。塞克是保守既有者，舒群是只能鼓励不能打击，常凭感觉用事。罗烽能做事，精明干练，但缺乏一种容人容事的力量，偏狭，带有过去秘密工作的作风。”

对文化人观感如此，对延安党政军界人士观感如何呢？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　报告，萧军夜读后认为，“这是一篇流畅的有才华见解的文章，但我总感到他缺乏一种沉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沉，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萧军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这方面点化他一下，帮助他一把。

在毛泽东周围的其他领导人，那就更不在萧军的话下啦。

关于周恩来，萧军认为，“周是机敏，决断，长于事务，但是只像个政治工作者，缺乏大政治家一种深沉更远见的东西。”当天日记里，萧军褒贬过周恩来后，紧接着一句话是，“当你对一个偶像评论，这要一番勇敢的力量”，字里行间是一副洋洋自得的面孔。

关于林彪，萧军数次见面都认为，“林是个狭小的，理性很强的人，但缺乏一种深沉的镇定人的力，他会不寿的。”“林彪是一个近乎阴暗的，胸襟狭小，矜持的人，这不是一个大将材料，而且不像长寿的样子。”

关于贺龙，萧军的观感是，“这是个浮动的凭感觉的人，有些土气和江湖气，有时也故意装作大动作的样子。吃着大烟斗，鼻子不高，头也不大，眼光不亮。喜欢双腿叉开。我和他讲话很少，我知道这些人虽然口头上尊重文化人，心里是有着蔑视的，而且他是准备文化人描写他的。所以在意识上一定存着一种演戏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