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龚洪永见到了这个姓邓的年轻人。对方代表龚楚，邀请他去香港面谈。

龚洪永瘦瘦高高，和龚楚颇有几分神似，两人同族不同县。他从小就常听到龚楚的名字，但大家似乎都闪烁其词。退休前任广东省清远市直属机关工委书记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乍一听龚楚的邀请，他并不想去。“那个时候韶关也没开放，比较忌讳跟香港有关系，尤其我在县委工作，比较小心这些事情。”但他答应会考虑。

第二天，他将此事向时任乐昌县委书记蔡森林作了汇报。蔡是印尼归侨，早年参加革命，建国前便听说过龚楚。“蔡书记跟我说，这是好事情，你答应他，去吧。”蔡森林还指示县委统战部，办理报批手续。

龚洪永来到长来镇了解情况，得知龚楚曾有一大片地，解放后，房产被征用，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龚家的祖坟也在文革期间被破坏。

经省里批复，1979年夏天，龚洪永只身赴港。去之前，他心里有些没底。“不知道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怕话说重了，他会生气，说轻了，他又听不懂。”

时年78岁的龚楚患有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但仍保留着军人的习惯，站起来时腰杆挺直，坐时两腿微分，腰板笔挺。龚洪永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便叫他“龚将军”。

龚楚问了他父亲、母亲的姓名，叫孙子从楼上搬来当年带出来的三本族谱，让妻子王庆玲从第一本翻起。

第一本翻完了，没有龚洪永父亲的名字。“我当时心都凉了，怕他以为我是骗子。”

幸好，在第二本里翻到了。霎时，龚楚泪流满面，抱着他痛哭。按照族谱，38岁的他比龚楚大一个辈分，因此龚楚管他叫“宗叔”。

龚楚说，这些年乐昌曾有人来香港，想见他，但他都没有见。一来，他不信任外姓人；二来，就是乐昌人征了他的房子，毁了他的祖坟，他很恼火。他想过回内地，但顾虑很大。他不了解内地的政策，不知道回去会不会被清算。

龚洪永说：“我是你的叔叔，那你就要听我的。”龚楚点点头：“好，都听宗叔的。”他告诉龚楚，祖坟已经修好了，但用作镇政府的房子和土地是收不回来了。“我说，你龚楚戎马一生，旧屋址拿出来做镇政府所在地，有什么不好的？至于你的田地，你也不会回去耕田，分掉就分掉了。钱财都是身外物，你这么大一个官员，有什么想不通的？”龚楚心动了。

“我又说，人家说你是叛徒。龚楚啪一拍桌子问，谁说的？!我说，别人都这么说。他说不是，他们冤枉我的。我说，那你拿实际行动出来啊，为什么不敢回老家？你是欠了谁的债，还是对不起共产党啊？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回去啊，我给你规划，给你重新盖一个房子，百年以后做学校图书馆。他高兴了，问我，我要是回去，你敢不敢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我说，没问题的，老叔说的你都不听，你还听谁的？”

龚楚松口了，答应回乡。临别时，他送了自己的两本回忆录和一幅书法给龚洪永。因为看不见，书法上的印章盖倒了。他还托龚洪永，回乡后给他捎老家山上的野蜂蜜。

不久，龚洪永托人捎去了两瓶野蜂蜜。至此，龚楚完全信任了他。

建楼

龚洪永回到县里汇报后，县委决定统筹龚楚回乡定居的准备工作。但此事没有立刻落实。

两年后，龚庆韶回乐昌投资办厂，并邀请同为厂长的龚洪贵去香港观光。退休前任乐昌市副市长的龚洪贵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香港期间，他见到了龚楚。他问龚楚何时返乡，对方没有明确答复。

那段时间，国民党收回了龚楚位于侨园的地皮和房子。他分别跟着定居于美国、英国的两个儿子住了一段时间，于1980年代中后期回到了香港，由留在香港的儿子照顾。

1988年，龚洪贵担任了长来镇镇长。这期间，他又陪着乐昌县侨务办公室主任陈汉民去了一次香港，动员龚楚回乡。

此时，刚回到香港的龚楚住在一栋出租房内，健康日下。按照老家的风俗，人不能死在外面。即使重病在医院，死前也要抬到祠堂里，这样才能葬入祖坟。漂泊在外的他，更盼望落叶归根了。

同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公告中称：“对去台人员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的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1989年9月，两高再次发布公告，将这条规定的适用性扩大于去台湾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员。

两份公告明确表明，龚楚如果回到大陆，将不会遭到清算。不过，龚庆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没有听叔公提起过这个公告，他们在筹划回乡的过程中也没考虑过这一点。

龚家人担心的，主要是龚楚的身体状况以及内地的医疗条件。为此，在乐昌开工厂的龚庆韶被派去长来村探访。他看到，村子里有医疗所，医生可以上门帮村民打针。如果病情严重，则可以送往县医院治疗。这个担忧解决后，龚楚下了决心。

龚庆韶带话给龚洪贵，龚楚决定回乡，并希望政府帮忙建一座两层小楼，设施稍微现代化一些就行。

乐昌县委侨办得知龚楚的意愿后，立刻上报广东省委统战部。经统战部批准，县侨办拨款三万元给长来镇，为龚楚建屋。

1990年春天，这栋两层小楼竣工。一层是客房和厨房，二层有主卧、会客厅和洗手间，会客厅外有一个小阳台。房子外带一个小院。据时任长来镇副镇长的陈红珍回忆，长来镇上有一个电话所，居民打电话都要去那里。但为了方便龚楚，特意牵了一根电话线过来，置于主卧床头。

房子修好后，龚家派人来做了装修。主卧里装了空调，会客厅里放着彩电，洗手间里安了浴缸。

在只有土路、以平房为主的长来村，这栋小楼很是显眼。不过，龚家仍然做好了龚楚住不惯、返回香港的思想准备。

回乡

9月，距离中秋尚有一个月，已90虚岁的龚楚确定了回乡的日子。

龚庆韶通知龚洪永、龚洪贵，龚楚将在本月回到韶关，请他们帮忙安排。当时，龚洪永已调任韶关市口岸办主任。他联系了韶关火车站，请其腾出一间贵宾室，又联系了市委迎宾馆，准备两桌家乡风味的酒菜。

1990年9月13日下午，龚楚乘坐的火车到达韶关。当晚，他尝到了久违的家乡芋头扣肉和白斩鸡，胃口大好。

晚上7点，一行人从韶关出发去长来。村里的人或跟着龚楚外出打过仗，或早听过龚楚的大名，此刻都等在他的家中。会客厅里备好了水果，鞭炮和烟花只待点燃。龚楚踏入院门的时候，寂静的长来村沸腾了。

第二天，龚洪永再去龚楚家里看他，龚楚请他帮一个忙。

龚楚回乡时，时任乐昌县文联副主席沈杨由于会摄影，临时充当了一周记者，一直跟着他。沈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龚楚在香港时就托人写好了三封信，收信人分别是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回乡后，他托人帮忙寄了出去。寄信之前，沈杨特意用相机拍了下来。也许是担心信收不到，他又请龚洪永帮忙给邓小平办公室拍一封电报。

龚洪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报的大意是：原红七军的龚楚，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加上有白内障等原因，已回故乡广东乐昌定居，安度晚年，敬请首长经常给予赐教。

龚洪永问，是否需要发给其他人，龚楚想了想说，再发给杨尚昆和王震吧。随后，他去电信局拍了电报。

谁知，电报被截留，送到了韶关市纪委。纪委书记找龚洪永了解情况后表示，这属于统战工作，同意拍出电报。

大约一个月后，龚洪永接到省里来电，转达“邓办”的意见，欢迎龚楚去北京，在人大或政协任职。

龚洪永立刻转告了龚楚，没想到，他大发脾气。“他说，我回来安度晚年的，不是回来要官的。何况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一身都是病，哪里都去不了，做什么官？”龚洪永没有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此事也就没有了后文。

回乡的龚楚作息规律。因视力不便，他很少下楼，但偶尔去镇上走走的话，一定会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才出门。

回乡的头两年，龚楚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几拨访客。朱德的女儿来过，一些历史学者也前来访问这位中共党史的“活化石”。

龚楚会谈红军里的事情，但对自己离开共产党后的故事闭口不谈。如果有人一定要问，他说，自己不算叛党，只是政见不同，跟随了不同的政党。

1995年，95岁的龚楚因肺部感染在家中去世。正如后半生尽力与政治绝缘的他所愿，出殡的那一天，只有龚洪永、龚洪贵、龚庆韶等族人相送，乐昌县、长来镇政府仅送来花圈。

龚楚的墓地是他生前自己选好的，在长来镇外一座荒山上。荒山下是农田，山上没有路，至今他的后人在清明扫墓的时候，都要带着镰刀披荆斩棘。墓在2001年经过了重修，黑色的碑石上，刻着龚楚生前自拟的碑文。因风吹日晒，有的地方，字迹已湮没难辨。碑文如下：

龚楚将军，讳楚，乳名福昌，字鹤村，号松庵，乃洪德公之三子也。公生于光绪廿七年辛丑，1901年至1995年岁。自少致力于军事政治学术。参加国民革命，及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官。乐昌县志载，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廿军中校参谋，广西南宁公安局局长。参加红军第七军政委总司令部参谋。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187师、152师参谋长。1949年任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保安司令兼第八军军长。1949年冬往香港经商。不幸于1995年7月吉日于本乡长来私宅疾终正寝，享寿95岁，葬地庙角头。

龚楚和邓小平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龚楚结婚时，邓小平是证婚人。“他了解邓小平的风格。”龚庆韶说。

1979年，龚庆韶回到内地，在广东省惠阳县的秋长公社办了一家毛衣厂，成为第一个在惠阳投资的外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