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式的“威权主义”有可能往独裁方向上转吗？
冯绍雷：区别于独裁者，普京是个转型期的过渡人物。有朋友告诉我，很可能普京再干一届，但他不会像一些有独裁倾向的政治人物，一做就是四十几年。因为，俄国虽然有崇尚强人政治的传统一面，但另一方面四百年来深深浸染在欧洲自由价值观的熏陶下，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它精英的主导方面。反对派声音之强大，前一段也已经看见。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制约，规定了当代条件下俄国政治发展的某种区间。
尽管人们把普京归入威权主义者的类型，但他对于民主有自己的界定。其一，他认为，我们不追求有俄国特色的民主，尊重世界自由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则，但是这些普遍规则在俄国如何实施，要根据具体条件而定。其二，普京经常反驳道，我怎么不民主，我是全民直选产生，你美国总统还是间接选举；我还曾经亲耳听过普京有两次当面反驳西方学者对自己和梅德韦杰夫之间政治“协商”的批评，他说，布莱尔和布朗不是也经过协商而换马的吗？其三，有一次，普京谈起他对于“主权民主”理论，实际上还是有一点保留，他认为，主权主外，而民主事内，两者到底是何关系，还值得探讨。这里反映出俄国威权主义的一些特色。
尽管普京对于民主有着自己的一系列想法，但是形势往往比人强。所以，面对潮流变化，梅德韦杰夫作为普京参选的提名者，在与反对派对话中还是确认了要对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作出宪政限制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但是，问题在于，普京确实期望，你们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有其客观逻辑：像俄罗斯这样庞大经济转型过程，特别是改变能源依附模式；包括普京最近特别强调的将对远东、西伯利亚的重新开发；还包括俄罗斯有可能在较长时期中不存在外来的严重安全威胁，使其有可能安心国内建设等等。这些客观需求和条件意味着一个有弹性的、比较理性取向的威权制度还可能会延续。如果普京能动员民众，协调各方利益，专注于国内事务，俄国是有很大机会的。
那么，普京会逐步减少威权色彩吗？用威权推动民主的先例不是没有。
冯绍雷：我不认为俄国的民主在六到八年之内马上就能变成北欧西欧式样。它在这样一个传统包袱之下，要从一种政治力量独大回归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多元开放、多党竞争的局面还不太可能。但是，在上述发展预期的激励之下，包括在二十多年转型中艰难成长的中产阶级推动之下，各种利益的关系有可能得到调整，法律制度还是有可能会被改善，知识精英和年轻人对舆论空间的需求，都会使得普京做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在普京还身强力壮，对自己的政治抱负还满怀信心的前提之下，我觉得这种心态也可能为普京提供理性决策的空间。但是，他会比较慎重。
从理论上说，发展与稳定，民主和经济增长这些基本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少在中、短时段上，还是不那么确定的。也即，在某一些时段，依然有可能经济发展不一定催生民主，而民主反过来也不一定支持经济增长。但是，从较长时段看，在现代化进程的相互影响之下，对于先进制度的学习与选择，改革与创新还是为民主政治的出现提供了广大的空间。这是观察俄国政治的一个理论背景。
以俄罗斯来看，民主和强国梦能共存吗？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主义和大国梦是民主自由的对立面。
冯绍雷：即使在西方也不能把这两个东西截然对立，比如说美国，它也是在民主制度下的大国和强国。至于非欧美世界，它能否实现既强国又民主这样一个抱负？如果都要以美国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非欧美世界，要既像美国这么强大，又像美国这么民主，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对非欧美的国家来说，民主的发展可能和强国不同步，某个阶段强调国家的强大，等国家达到一定的强大之后呢，它给民主提供一个发展的空间；但到民主发展到一个临界点了，又会追求强国目标，就这样在强国和民主诉求之间循环往复。如果说，欧美是民主和强国之间相对均衡同步发展的话，那么，在非欧美国家，民主和强国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可能不那么均衡和同步，但是，这两者之间始终是一个紧密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普京时代可能就是将强国这个目标放到更为优先的地位上。
在丘吉尔、罗斯福这一辈人离开历史舞台之后，西方世界已经太多年没有出现过政治强人的身影了，可以说没有政治强人是现代民主之福吗？
冯绍雷：那要看什么情况，对正常状态下发达国家来说是的。日本首相一年换一次，少了谁都没关系，社会照样运转。所以强人对这些稳定的民主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必备的要素。但是，是否说欧美社会今后就再也不会出现政治强人了，我觉得很难说。
在民主社会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政治强人的，比如说撒切尔夫人，当她遇见了“英国病”挑战之时，是她推动私有化，使西方世界七十年代晚期后遍布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她是一个引导潮流变化的强人。同时，她也下决心打马岛之战。外交大臣不愿意打，撤职。这在现代英国史上也是罕见现象，这是铁腕。铁腕要经过战争和改变潮流这两项的考验才名副其实。
现在的世界性危机除了金融体制方面的弊病之外，根本上是一个民主制度自我更新的问题。比如，福山的观念就是，民主自由是一个要坚定追求的目标，问题是民主制度形成之后，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如何执行，碰到问题之后如何调整，即使在欧美历史上也是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以实现的。这是说，不是体制设定了以后就一了百了，而是通过每一历史环节的偶然性机会得以完善。因为当年有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些强人，才使得民主制度在危机时期得到完善和调整。西方尚且如此，何况转型国家。
福山实际上就是对现状的一种批评。民主体制建立以后，它的调整调适过程中还会发生危机。民主的延续要靠人，不能过分迷信制度，制度还是外在的，否则历史就真的终结了。目前，这种情况下，要能够超出利益集团的限制、两党的限制，闯出一条新路，使民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个意义上，“普京”这个符号不仅对俄国有意义。俄国这个现象之特殊就在于，它是一个在非欧美社会的界面上，最全面地对西方既学习又反叛，同时也体现了在非常时刻，民众对于强力政治人物的欲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的“俄国瞬间”已经过去，但是，一个新的“俄罗斯瞬间”似乎又在涌动孕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