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邓小平这才说：“是‘文化大革命’。但是，我相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能够度过来？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所以现在身体很好。如果天天陷在痛苦里，怎么能健康！”

《百年潮》2016年3期 封面图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6年3期，作者：张云方，原题为：《邓小平与中日邦交》，为节选。

中曾根先生是1983年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俗称日本首相）。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时，曾到中曾根首相家里做客，开创了中日友好史上的新篇章。

1984年，中曾根首相访华，受到中方的最高礼遇。在机场即安排了欢迎队伍，少先队员献花，领导人迎接。而且从机场到人民大会堂，车队走马路中间线（当时道路上还没有中间隔离带），摩托先导队在前面开路，一路绿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取消了国宾来访鸣礼炮、检阅三军仪仗队的礼节。中曾根首相来访，中方首次恢复了鸣礼炮和检阅三军仪仗队的国际惯例。给予中曾根首相的另一个礼遇是，除了大量的消息报道外，每天有一篇通讯。这是任何国家元首都没有享受到的最高礼遇。

这里披露一个我个人与中曾根的插曲。1980年初，我结束五年的驻日记者生涯即将回国之前，通过牛山先生，与中曾根在他的沙防会馆见了一次面。记得他从50年代讲起，说到1953年参加完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转道从新疆来中国的佳话。他说，后来随松村谦三访华，周总理先后三次接见了他。在与中曾根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里，他多次透露想再次访华的意愿。我随即将情况向陈抗参赞作了汇报，他马上说，立即向国内写报告，请求邀请中曾根访华。我向国内报告后，很快就有了邀请中曾根访华的回音。于是，这一年的“五一”黄金周，受中方邀请，中曾根首相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邓小平会见中曾根首相是这次接待活动的高潮。中曾根首相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这次会见谈了两个多小时，比预定的时间延长了40分钟。中曾根首相说：“1979年你来东京时，我们见过面。”邓小平说：“已经五年了，五年不算一个短的时间。那时我75岁，现在80了，再过五年可能就不行了。”中曾根首相说，“看不出你有80。”邓小平调侃地说，“还可以。现在的办法就是少一点工作，多一点官僚主义，保证长寿。”

谈到中日关系，邓小平说：“胡耀邦在东京同你们之间作了一个有远见的决策，就是要实现面向21世纪的友好。但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22世纪，23世纪也要友好下去，是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谁要反对它，我们就要以更加友好的行动来回答他，这件事的重要性超过了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件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特别欢迎你和安倍来访。”

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我们看中日关系，应该向前看，应该从历史的长远眼光看问题。希望今后交往更紧密一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不是10年20年的事情，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中日两国政治家，应该把中日关系看远一点，短视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来说，中日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意义。”

邓小平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是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这一方针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重申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邓小平继续说道：“我相信，我们两国发展合作的前景是良好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朋友的帮助。”“中日两国要友好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细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谈到中日经济交流时，邓小平说：“我们之间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当然，总的发展是满意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还不够。”“应该说，我们的确得到了你们不少帮助，但是，问题是，民间企业对我们的帮助和合作还很不够，很不充分。”“考虑到我们现在这种关系，双方都要看得更远些，更广些。你们的企业算盘打得太精了。”“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在沿海各地搞一些特区，特别欢迎日本方面参与。”邓小平接着说：“宝山第二期工程下马，是没有钱，不得不下马。当然，宝山是日本帮助搞的，但是一旦停止，所有的损失中国负担。既然中国承担，日本就不要埋怨了。”中曾根首相说：“我相信前途光明。日本企业家说，跟中国各公司接触，中国不说谎话，不骗我们。中国和其他共产圈不同，不是今天有了政策，明天就变。”

邓小平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本世纪末翻两番是不是可能？提出目标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谈到这里，邓小平说：“提出翻两番还有个故事。1979年，大平首相来北京，他问我，你们搞现代化建设具体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当时还没有考虑的问题，一下子把我问住了，当场有一分钟左右没有回答，想了一想，当时我们国民所得250美元，经过20年，翻两番是1000美元，1000美元并不多，不算高，叫小康家庭，这个小康家庭叫中国式的现代化。这都是我同大平先生谈话时说的，是这位朋友对我们的启发得出了的。”中曾根首相说：“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是今后每年增长7.2%才行。”邓小平回答说：“7.2%分两个阶段，即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6.5%就可以了，主要是为后十年打基础。为此，要在四个方面加强努力，即能源、运输、原材料和智力。从现在情况看，前三年还算顺利，农业很好。我们不是担心前十年，而是后十年的准备够不够？下一个十年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资金不足，没别的出路，只有采取开放。为什么总跟你谈这个问题，就是希望你多出点力。要做到这一点，主要是你们要推动企业的积极性，你们政府的贷款还是太少，你们企业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你们落后于美国。”

中曾根首相是很有头脑的政治家，他很关心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问邓小平：“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邓小平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中曾根并不死心，在谈话快要结束时，又换了一个方式问道：“昨天我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看到周总理在巴黎的合影，其中有阁下的身影，你那时的样子和现在一样。沉浮沧桑，你为中国的独立作出了贡献，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邓小平笑着回答：“当年只有19岁，从18岁参加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搞成功，任何考虑都没有，经过的历程也是艰难的。就我个人来说，1927年回国，1927年底就当上了中共中央秘书长，23岁。谈不上有能力和知识，但也干下去了。1929年领导红七军广西的百色起义，从那以后，一直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以后大家都清楚，也做大官，也住‘牛棚’。你知道什么叫‘牛棚’吗？我们‘文化大革命’有个名词，叫‘牛棚’，是打入十八层地狱。”

中曾根首相又问：“从长征到延安，到新中国成立，阁下最感到痛苦的是什么，最高兴的是什么？”

邓小平吸了一口烟，平静地说：“最快乐的是三年解放战争。当时，装备很差，是以弱对强，以少对多，但都是打胜仗。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都是高兴的，也有失利，这是痛苦的，我也有责任，我不是一般干部。1956年我当总书记，胡（耀邦）现在的地位，是七个领导人之一。‘文革’之前，搞对的，我有份，搞错的，我也有份，不能把那时的错误都归于毛主席一个人，‘文化大革命’则是另一件事了！”

中曾根追问道：“那么，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候？”

邓小平这才说：“是‘文化大革命’。但是，我相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能够度过来？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所以现在身体很好。如果天天陷在痛苦里，怎么能健康！‘四人帮’之后，我又出来工作了几年，看来现在七年来，没犯大错误，但是究竟怎样，过了80，是不是犯错误，就难讲了。这评价就不是我的事了，是历史的事。”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肖向前安排，邓小平宴请中曾根首相。宴会中继续谈论中国经济问题，邓小平向中曾根首相详细地说明了中国小康社会的构想。

事后中曾根首相深有感慨地说：“邓小平是个了不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