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从大寨虎头山上最小的地块不足半分地，说到天津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羡慕天津优越的生产条件的同时，也批评天津人在农业学大寨方面没有大作为，对天津守着大平原不种水稻颇有微词。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4月17日第07版，作者：席炳田，原题为：《在一宫听陈永贵作报告》

当了大半辈子农民的陈永贵，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是我见到的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1973年12月11日上午，出席天津市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一千多名与会者，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听陈永贵作报告，陈永贵当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是一身山西农民装束，头上罩着白毛巾，上身穿着老式棉袄，下身是家做的大裤腰棉裤，脚下一双黑布鞋，加之1.65米的身高，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山区的老农。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陈永贵在没有讲话稿的情况下，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其间，他一支接一支吸烟，在吞云吐雾中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他从大寨虎头山上最小的地块不足半分地，说到天津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羡慕天津优越的生产条件的同时，也批评天津人在农业学大寨方面没有大作为，对天津守着大平原不种水稻颇有微词。陈永贵说大寨人每年都有“新套套”（陈永贵的原话，意思是新举措、新规划），天津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却缺乏创新精神。

实际上，大面积种水稻要有充足的水源，我们天津市大多数地区并不具备种水稻的条件。当时我虽然对陈永贵批评天津没有大面积种水稻不理解，但对他的口才还是很佩服的。他即兴发挥，讲话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讲了比放一场电影还长的时间，没有一次接不上词的冷场。会场上一千多人个个聚精会神地聆听，没有交头接耳的，没有随便走动的，也没有打瞌睡的。由此可见陈永贵讲话艺术的魅力。

石各庄公社西南庄大队的张恩洪和我是一个讨论组的，在会场我俩挨着坐，他听不懂陈永贵浓重的山西口音，不时悄声问我。因为我当过兵，在部队接触过五湖四海的战友，所以能听懂不少省份的方言，就临时给张恩洪当“翻译”。

陈永贵自1983年起任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