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阿斯塔那48号墓出土的“贵”字孔雀纹锦，92号墓出土的联珠对鸭纹锦都是这种波斯风格的新织法、新花纹的斜纹纬锦，这种斜纹纬锦在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盛唐时期，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风行一时的新产品。甚至一些具有唐式的花鸟纹锦和彩条锦也都采用了这种新织法。

唐代丝绸

本文摘自：《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作者：高山，原题为：《浅谈萨珊波斯王朝艺术对唐朝的影响》

摘要：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造就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在东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异域文化影响并丰富了唐代本土文化的内容和样式。萨珊朝波斯王朝的艺术成为了除了罗马、印度以外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外来因素的艺术样式。对唐代的唐金银器和织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唐代工艺美术新的装饰风格。

萨珊是3-7世纪波斯（今伊朗）的一个王朝。其疆域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兴都库什山脉。其金银工艺举世闻名。史籍记载萨珊朝波斯在北魏时期与中国就有往来。到了唐代这种联系继续得到了发展。公元651年，萨珊被阿拉伯人灭国后，其王子卑路斯和大量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仍然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唐朝雨波斯的交往，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也使得萨珊波斯艺术成为除了罗马、印度以外对唐朝工艺美术影响最大的外来艺术形式。对唐朝工艺美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金银器和激进艺术方面。

一、对唐朝金银器艺术的影响

随着萨珊王朝与唐王朝的频繁交流，其发达的金银器制造技术也流传到中国。对唐代的金银器皿制作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虽然中国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金银器，但是唐代金银器的使用数量直达，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比以前各个朝代所出的金银器的综合还要多几倍。夏鼎先生曾指出，金银器皿到唐代才发达，可能是受到萨珊王朝金银器工艺的影响。

（一）造型

萨珊朝金银器独特的造型风格和工艺影响了唐代金银器形制的制作。面对异域文化开放的唐人不是直接“拿来”，而是结合了唐人的生活和审美习惯加以融化吸收和创新。唐代金银器中的金银长杯就是对萨珊式银器的模仿和改造。多曲长杯原本是典型的波斯萨珊式的器物，口沿和器身呈变化的曲线，宛如一朵开放的花朵，唐超人对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爱。萨珊式多曲长杯内部突出的棱线不同于中国器物光滑的内部，通过唐代的工匠的改进和调整，加高器足和器身，淡化内部突起的棱线，风格已全然不同于萨珊式的长杯，也成为唐代的创新器物。唐朝前期的金银器常见的是我西方的造型，中国的装饰。如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三件八棱金把杯，柄呈圆圈形，足部边缘有联珠，各棱面分隔处也有一列竖直的联珠，这些都是萨珊式的风格。而器身的八哥棱面浮雕的乐工或舞伎，却是具有中国风格的人像和衣服。萨珊式金银器的造型也被移植到唐代瓷器的造型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瓷凤头龙柄壶，壶身堆贴瑰丽的纹饰，壶身塑成凤头，由口沿至底部连接着生动活泼的蟠龙壶柄，吸收了萨珊金银器的造型，又采用中国本土的龙凤纹作装饰创造出的一种新的分割，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北方产品。

此外，萨珊波斯金银器的凸纹装饰工艺对唐代的金银器装饰工艺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凸纹装饰技术属于锤摕工艺，又称为模冲，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铸造成型的工艺。锤摕是西方金银器主要的成纹方法。在拜占廷、波斯以及中亚都久有传统。即在金银器物的表面用事先预制好的模具冲压出凸起的花纹图案，这种工艺使得主题花纹突出，立体感强，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由于金银的材料都具有较好的延展性，锤摕成型更能体现金银制品的特质和美感。因此，这种技术的传入便得到广泛的应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鎏金龟纹桃形银盘和鎏金双狐双桃形银盘就是这种技艺制作的精品。

（二）装饰纹样

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丰富多彩，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风格。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主要为珍禽瑞兽，和以团花、宝相花、折枝花、缠枝花为基本模式的植物图案。除此之外还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纹样，主要有立鸟纹、翼兽纹、联珠纹和摩羯纹。萨珊器物上的动物形象多增添双翼，并在四周加麦穗纹圆框，即所谓“徽章式纹样”，这种饰样在萨珊银器上尤为常见。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所谓“飞狮六出石榴花结纹银盘”和“凤鸟翼鹿纹银盘”盒盖上的翼狮纪翼鹿纹饰，就明显属于徽章式纹样，后来，这种饰样在中国器物上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受到是取消了圆框中的动物形象，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宝相花之类的饰物，稍晚一些的器物则进一步取消了圆形边框，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消失。萨珊波斯的联珠纹也出现在唐代金银器中。它们常用来间隔图案，有时也会作为造型的因素。如出现在杯的足底和柄上。唐人这种对异域文化艺术的宽度和广度，为本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

二、对唐朝织锦艺术的影响

萨珊波斯王朝艺术的织锦技术和丝织图样对唐朝的丝织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输出到了中亚、西亚和欧洲，到了萨珊波斯时期，波斯人也掌握了制造丝绸的技术，在其织物中以波斯锦最为著名。而波斯织锦也开始向中国境内返销。波斯锦进入中国的最早记载是梁朝普通元年（520年），此后文献上屡有载录。波斯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织造技术上采用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二是其花纹图案独具风格，一般认为最有典型的是联珠动物纹。

（一）织锦技术

新疆阿斯塔那墓群出土了丰富的织品主要是唐钱朝制品，东晋、北朝时代主要品种仍是汉代以来的平纹经锦。唐代的丝织品纬锦得到长足发展，波斯风格纹样的斜纹纬锦数量大增，还出现人字纹织物和晕（纲）提花锦。阿斯塔那隋代墓地中出土的织锦开始出现波斯锦的织法，这种织法是采用斜纹的重组织、纬线起花，夹经常用双线，不像汉锦的底地是平织物，经线起花，夹纬是单线的；所用的丝线都加拈得较紧，不像汉锦丝线多不加拈或加拈极松。在花纹上，代替汉锦中的卷云和各种鸟兽横贯全幅前后连续的布局法的，是用联珠圆圈分隔成各个花纹单元。阿斯塔那48号墓出土的“贵”字孔雀纹锦，92号墓出土的联珠对鸭纹锦都是这种波斯风格的新织法、新花纹的斜纹纬锦，这种斜纹纬锦在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盛唐时期，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风行一时的新产品。甚至一些具有唐式的花鸟纹锦和彩条锦也都采用了这种新织法。

（二）织锦图案

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织品中，萨珊式图案更被广泛采用，野猪纹、萨珊式立鸟纹锦都是波斯纹样。野猪头的形象是一种独特的萨珊纹样，崇尚武功的萨珊人信奉袄教，在袄教的经典里，军维尔斯拉格纳的化身就包括“精悍的野猪”，这种装饰图案反映了萨珊波斯人对神德的礼赞。阿斯塔那墓群325号墓出土的猪头纹锦和332号墓出土的立鸟纹锦，夏鼎先生从图案和工艺等不同角度对这些织锦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织锦的花纹图案自成一组，不仅与汉锦不同，便和隋唐时一般中国织锦也大不相同，但是和中亚和西亚的图案花纹几乎完全相同。便有这图案；在苏联乌孜别克的巴拉雷克一节彼遗址（公元五至六世纪）的壁画中，一个伊朗人类型面貌的人物，便穿有满布猪头纹织锦的翻领外衣。颈有绶带的立鸟纹，也和我国旧有的鸾鸟或朱鸟纹不同。它的颈后有二绶带向后飘飞，口衔有一串项练形物，下垂三珠。颈部和翅膀上都有一列联珠纹。这些都是所谓萨珊式立鸟纹的特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上，以及波斯萨珊朝银器刻纹上，都有具有这些特征的立鸟纹。这些动物纹，一般都围绕以联珠缀成的圆圈（即所谓“球路”纹）中，这也是萨珊式花纹的特点……”。

夏鼎先生提到的“联珠缀成的圆圈”就是被广泛应用的萨珊式图--联珠纹。就已有的枳实，在萨珊波斯，联珠圈纹锦织造最早。也最风行。其他地区联珠圈纹丝绸的生产都于萨珊波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俄罗斯女学者捷露萨莉姆斯卡亚提出联珠纹锦“使人蒙生或是萨珊产品，或是模仿萨珊当地产品的印象”。联珠纹图样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双线圆轮中画上各种鸟兽图样，双线圆轮中又描上大小相等的圆珠，称为联珠。在各种大圆轮中间，常在上下左右四处连接点的中间，又画上小型的联珠纹圆轮。圆轮中间的鸟兽图样有立雁、立鸟、猪头、狮子等常见动物。由于鸟兽图样常常两两成对，左右对称，所以又程联珠对鸟纹或联珠对兽纹。这些联珠纹图式都由波斯中亚西亚传入新疆。在吐鲁番等地陆续出土了大量联珠纹织锦，依据阿斯塔那唐墓的纪年资料，从七世纪的五十到八十年代，联珠纹织物最盛。

联珠纹中的动物主题有狮、象、鸭、鹰、天马、羚羊、骆驼和野猪等。联珠圈内的主纹往往很“洋”，唐锦中马的形象来自西方，形象多高大魁梧，唐锦中的马纹往往带有翅膀，即所谓翼马，这是典型的波斯装饰题材。在阿斯塔那302号地（永徽四年653年）出土的联珠对马纹锦上，翼马就有两种形式。唐人对翼马的称呼或为天马。在萨珊波斯，翼马纹有崇高的宗教含义，萨珊王朝定袄教为国教，在袄教里，翼马是日神米特拉的化身。然而联珠纹的样式也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悄悄改变。在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联珠对龙纹绫上，唐人已把联珠圈原来的单层改为双层。在日木正仓院珍藏的联珠狩猎纹锦上，双层联珠圈又被改易为一层联珠，一层卷草；正仓院的另一片卷草舞风纹锦上，主纹虽完全是联珠纹锦的规模，但西方情调的联珠圈已被中国风格的卷草纹代替，主纹的图案也是中国本土的传统图案凤的形象。联珠圈的构图方式有单独和对称两种。内置单独纹样是萨珊联珠纹锦的传统。而内含对称纹样的联珠纹锦则大都是中国内地的产品。萨珊波斯风格的联珠纹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动载体。

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造就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在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尤为可贵的是唐人自信的开放态度和睿智的创新精神。唐代的金银器和织锦艺术就是唐人既集成了本国优秀的艺术传统，又兼收并蓄了外国的工艺特色的产物，这种态度和精神同时也为本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轻纺工程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