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发表支持汉字改革的意见，并指出“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希望文改会研究出中文字母体系。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5年3月12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毛泽东曾考虑弃汉字用拼音》

在全国“两会”上，著名导演冯小刚呼吁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引发网友激辩。其实，汉字简繁之争自晚清以来就一直存在，它甚至在某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和政治标识。

蒋介石欲简化汉字被批千古罪人

在众多恢复繁体字的理由中，最重要一条就是复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因为台湾使用繁体字。殊不知蒋介石也曾是简化字的拥趸。

1922年，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蒋介石首肯后，黎锦熙很快就将笔画最繁琐的1000个左右的字简化方案呈报给教育部。怕引起不良后果，教育部最后缩减为300字，于1935年8月颁布，准备印刷。

孰料，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听到此消息后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并威胁蒋介石：“如果不取消对汉字的简化，以后中央全会举行任何会议，我一概不予参加，我说话算话，不信你就走着瞧！” 在此后的3个月里，他拒不参加国民党召开的任何会议。1936年2月，蒋介石被迫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1952年秋，蒋介石重提汉字简化的必要性。此时戴季陶已去世，但半路上又杀出来一个“程咬金”，此人叫胡秋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批评称，“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谁简化汉字，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的观点赢得一大批学者的支持，蒋介石已令“教育部”准备好的汉字简化方案又一次胎死腹中。

大陆民众对创立新文字热情更高

就在台湾简化汉字计划踯躅不前时，大陆也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简化汉字运动。

1949年5月，曾参与民国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黎锦熙联合多名专家，向“中共五老”之一的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建议开展汉字简化。吴玉章遂上书毛泽东，提出为了有效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于是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由吴玉章出任主席。但协会成立后，人们对创立新文字的热情远远高过对汉字的简化。直到毛泽东1950年表态“目前只作简化改革”，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1952年3月，“汉字简化表”第一稿拟出，选定简体字700个，但毛泽东认为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字的数量也要减少，一个字要能代替几个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3年底文改会拟出第二稿，但这次又被退回，理由是简体字字数太少。两个月之后，第三稿拟出，收录1600多个简体字。

当时印刷还是铅字排版，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几个模坯。短时间内改动1600多个铜模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后文改会又对简化方案反复更改，直到1955年10月，方案才得以通过。最终《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

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公布，共收入简体字848个。这次方案中“街”被简为“亍”，“停”被简为“仃”，“舞”简为“午”等，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周有光等人批评这种文字比例失调，难看之极，一味追求简单而失去了汉字的风貌。半年之后，这一批简化字就在报刊上停止试用了。

拼音文字曾在山西万荣试点

近现代虽然有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使用简体字的建议，但实际上使用拼音文字，汉字拼音化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比如，1922年，钱玄同就提出：“汉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鲁迅的观点尤为激进，他曾表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认为促使书面语和口语一致的关键是实行汉字拼音化。

与建国前的文字改革一样，建国后文字改革确定的目标一度也是要实现拼音化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发表支持汉字改革的意见，并指出“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希望文改会研究出中文字母体系。因此文改会在当时一方面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并研发出了2000多个中文字母和诸多中文字母方案。

为实现汉字最终的拼音化，1960年左右，山西万荣县还进行过拼音文字的试点，即用拼音完全替代汉字。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各种学习班和培训班，进行拼音文字的推广。万荣县还创办了一种拼音报，这种报纸完全采用拼音文字，没有汉字字形。不过试点并不成功，几年之后拼音文字在万荣县的试点被终止，拼音文字在全国的推广当然也就没有展开。（摘编自《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