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第232期讨论“八年抗战消灭了多少日军”后，有不少读者来信希望了解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总共俘虏了多少日军。

关于日军战俘的问题，日方的数据，据冈村宁次说：投降后，“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以上各项数字相加共1858人。

国民政府方面并没有公布过详细的战俘数字。据曾参与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亘（日本左翼作家）说，“在1938年的台儿庄、徐州战役中听说抓住了大批俘虏，而此前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多少俘虏。在武汉战役开始后，多少见到了陆上的俘虏。”国军战报显示，台儿庄战役俘虏日军719名，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日军139名，远征军俘虏日军647名，湘西会战俘虏日军247名等。因战时宣传需要，以上数字存在一定夸大，不宜轻信。

相比之下，通过考察中国战俘营曾关押人数，得出的结论应当更为可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建立过两个俘虏收容所，第一收容所始设于陕西西安，后迁宝鸡；第二收容所最初在湖南常德，先后迁往贵州镇远、重庆巴县。1939年时，桂林、重庆曾设临时收容所（关押的战俘后来都转移至第一、第二收容所）。

第一收容所早期关押的多为日军飞行员，他们在飞机被击落后成为俘虏。延安也曾将部分日俘交至第一收容所，1939年交14人，1940年交2人，1941年交3人。据统计，在“收容所设立期间，先后收容俘虏五百余人” 。

至于第二收容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43年7月视察时统计，共有俘虏403名，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以及一名俄国人。俘虏以步兵为主，大都在中国东南部被俘，原属日军第三、第六、第十三师团。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还统计：“自从1937年7月镇远收容所开始收容俘虏以来，总计收容603名俘虏，其中有约150名俘虏死亡。”

在这千余名可以确定的战俘中，级别最高者为松野荣吉，曾任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被俘。

八路军、新四军也俘虏过为数不少的日军。因皖南事变后不再向国民政府上交俘虏，故该项数据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八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统计，自1937年9月八路军686团参谋长陈士榘捉住第一名日军俘虏后，至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人。

在战场俘虏之外，还有746名日军士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感召下，主动投降。按照通常的说法，1940年，主动投降的日军人数仅占当年俘虏日军的18%，1943年是48%，到1945年升至125%。

在抗战初期，八路军除将部分日俘交给第一收容所外，主要实行释放战俘的政策。1939年2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中要求:“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 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则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后来因为有的日俘在放回后被杀，八路军遂改释放为教育。

1941年5月，以教育日俘为目的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建立，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任校长。不久，晋西北等地陆续成立分校。至战争结束为止，先后有400多名日军战俘在延安学习；山东分校轮训日军俘虏200多人；华中分校曾有学员43人（日本学员31人、韩国学员12人）。八路军对日俘极为优待，规定其“伙食费比较我军菜金增加一倍”“粮食供给机关尽量拨一部大米或白面等供给之”“衣服、被毯、鞋、袜应按需要从优发给”等。

八路军、新四军公布的日军俘虏中，有更多的军官。其中有姓名可循的包括日军大队长三人、中队长四人。其中，柴田茂在1945年8月12日被俘，岩崎学与山谷悦二郎在1945年12月被俘。

从以上资料来看，日方与国方的统计较为接近，而与共方数据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冈村宁次仅仅计算了被俘的日军士兵，而没有包括随军家属、役夫，以及为数不少的韩国人、台湾人和琉球人。还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释放或加入八路军，以至未被冈村宁次统计到日军战俘数中去。其二，延安方面的统计截止时间为1945年10月，不同于一般的统计截止时间（1945年8月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