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败，曹孟德曾慨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1938年1月16日，迭经淞沪会战之败、南京陷落等打击的蒋介石，亦有极相似之心情，在日记中写道：

“余自觉智能学识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而又难得谋士铮友，为我筹策补过，以致遭此困厄也。如益之尚在，或能免于此战祸乎？”

朱培德，字益之。自1929年出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再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至1937年2月突然去世，在中枢辅助蒋介石达8年之久。事实上，早在1932年，蒋曾将自己身边幕僚，按“贤”、“才”等标准划分为若干层次，朱位居首位——蒋冯战争中，蒋曾请朱“留京震慑”，代行总司令之职；中原大战中，朱曾代蒋坐镇南京，擘画军队调配与后勤补给。如此种种，均可见信重、依赖之深。

具体到抗日事宜。1930年，朱曾在参谋本部元旦讲话中展望，希望“以后大家总应该集中注意到外患的防备上去了”。但此后中央之整军、集权措施，屡遭地方军阀抵制乃至武力反抗，直至1936年6月，仍有两广军阀与日寇勾结“北上抗日”谋图军事颠覆南京政府之事。朱遂只得频繁奔走于各派系之间，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冲突之机会，如1932年促成宁、粤合作；西安事变后，“几乎每日在夜半时间去蒋宅与蒋夫人、宋子文等密商营救的方法。”

“九一八”后，蒋曾就具体抗日方略询问朱。二人对话如下：朱：对日不外准备战败与先和而徐图报仇两途。蒋：固也。但战败则以全国殉职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余虽身败名裂，但后世自有功罪之定论。只要全国有希望，余亦自愿牺牲也。朱：职甚千万公之此说。朱：虽然。余惟恐国民之精神散漫，先和以后，仍不能卧薪尝胆，则民族更形堕落，绝无复仇希望，余之牺牲，成为徒然。因此不能决耳。

由“准备战败与先和而徐图报仇两途”之言，不难窥见朱对抗日前景的估量。故自其入主参谋本部后，即集合智力，秘密致力于中日态势、抗日策略及建军计划之研究；且统筹物力，秘密规划并构筑华北、华东抗日前线之国防工事及交通线路；此外，整训军队、组建德械师、聘请德国军事顾问等事宜，亦由朱具体负责。

限于资料，蒋氏日记所言——“如益之尚在，或能免于此战祸乎？”——颇为难解。所谓“免于此战祸”，究系指具体战事免于不利，抑或指中日暂免一战，实难判断。前者乃军事问题，后者乃外交问题，差异甚大。唯蒋氏同时期之日记，亦有诸多自我反省之处，或可作为“如益之尚在”的注脚。如1月10日，蒋写道：“优柔寡断，为余对国内政策之大病。戒之勉之。”再如2月2日，蒋写道：

“去年最大之失着，为美总统发表芝加哥演说召集九国会议时，不即退兵于苏嘉阵地，而于精疲力尽之际，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无可收拾。若于此时自动撤退，则敌必至原有不驻兵区域嘉昆为止，而我实力得以保存，随时可予敌反击也。”

这段反省，针对的是淞沪会战。战役期间，蒋因对政略（国际干预）抱有过分期望，而在国联会议期间，选择牺牲合理战略，结果造成国军精锐伤亡惨重，而国际干预亦毫无反馈。⑦这一教训，大约正是蒋“智能学识之欠缺”所致。

至于“忍心耐力之不足”，于蒋日记中亦可窥端倪。如2月18日，蒋写道：“日来心境郁结，内忧甚于外患，且时起消极之念”。次日，又自我勉励道：“余今日之抗敌救国，亦犹诸葛武侯之所言，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7年2月，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朱培德突然去世。据当日媒体报道，“蒋凭棺痛哭失声”，挽联并有“来日大难，万端方待理，更谁共仔肩重负”之语。尤可注意者，朱去世后，蒋曾严重怀疑乃日本特务下毒暗害，故命戴笠密查其真实死因。该调查虽无结果，蒋的怀疑，却可折射出朱培德在抗战筹备工作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⑨其人虽逝于抗战前夕，然对于抗战胜利，诚有不可磨灭之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