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父亲忍不住，当即写信质问郭沫若：“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后来，郭沫若客气地回复了父亲一封信解释了一下，父亲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什么了。

本文摘自：《回忆父亲张治中》，作者：张素我、周海滨，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1940年9月，父亲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政治部是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在这期间，父亲与政治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有过小过节。

其实，在重庆期间，父亲一直袒护郭沫若等人。有人要把郭沫若一派文人排挤出去，父亲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文人。这个委员会内包括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蓬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委员。

父亲的用意很明确：“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父亲曾当面和郭沫若说过这句话。他还经常与郭沫若谈话，帮助郭沫若解决实际问题。

但是，郭沫若做的一件事情让父亲非常不满意，没有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说，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

为此，父亲曾召集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

父亲说这话是从爱护文化人的角度出发，但是郭沫若对父亲的讲话大加嘲讽。

从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上面写道：“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讽刺话语。

父亲忍不住，当即写信质问郭沫若：“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

后来，郭沫若客气地回复了父亲一封信解释了一下，父亲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什么了。

但是，郭沫若此举已经深深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观感，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以至后来，他们之间还发生了关于“长沙大火”的笔战。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陷落，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形势十分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介石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父亲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介石在会上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

父亲还记得蒋介石对他的发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