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季先生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东语系全体工农兵学员的共鸣，全体党员一致鼓掌赞成恢复他的党员资格，让他参加正常的教学和组织活动。季先生十分激动，当即掏出身上带着的一千五百多元钱交纳了党费。

本文摘自：《老照片》74辑，作者：李荣欣，原题为：《工农兵学员进北大》，系节选。

四十年了，当初经历的有些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年入校的工农兵学员，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小学毕业，听不懂课，记不了课堂笔记。但是，这些学员都是毛主席“请来的”，所以别人不得歧视、不得有微辞。学校安排中文系的老师集中给大家上语法课，从基础学起。一开始在百人的小教室里，后有多达千人来听课，学校干脆安排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果然了得，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终身受益。 

一开始，给工农兵学员授课的都是年青教师。听说“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助教是没有授课资格的。这时不但他们有，就连助教都不是的“鸡毛”们都来讲课了。所谓“鸡毛”，系指1964、1965届毕业留校的学生。他们入学一年甚至半年，“文革”就开始了，上的文课少，掌握的专业知识也少得可怜，根本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决策者们就用毛主席“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话来回应。从此，这些留校生就被人戏称为“鸡毛”。可是，一开始踌躇满志的“鸡毛”们，几节课下来就捉襟见肘了，不到一个月就讲不下去了，学员们纷纷要求换人。校革委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鲤鱼洲叫了回来。这时，“鸡毛”们也都自愿加入到学员的行列，乖乖地听起了课。 

我们刚进北大的时候，除了周培源等几个毛主席、周总理钦点的教授在正常生活、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还在被“专政”，还在“劳动改造”。我们东语系学生生活、学习的那栋楼，楼门口的传达就由阿拉伯语专业的马坚教授充任，楼内厕所的卫生由日语专业的一位小个教授打扫。有人说他俩是“坏人”。一个星期天，我同几个战友准备上街去逛，途经传达室的时候，马坚教授正在看外文书籍，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北大学习，是一次好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否则，将来会后悔的。”我们很是感激。后来，有空闲我们就去传达室同他们攀谈，很受教益。 

我在校园里，几次看到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夹着手杖从校园大东北角的宿舍区，走着去大西南角的行政区听训话。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文革”前是北大东语系的系主任，当时校方专门把他叫回来，负责印地语专业的讲义编写，我们因此有了朝夕相处的接触。季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对学员十分的真诚。交给他编的讲义，要求一星期拿出来，他往往一天就编了出来，提前几天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他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也没有，一有空闲，就到我们宿舍和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有时还请大家去他家中做客。当时的北大教师之间派性严重，有人借清查“五一六”，往季先生身上泼脏水，他在大会上把他“文革”以来每天的活动讲得一清二楚，并且都有证人，使居心叵测的人无懈可击。当时校方有一个指示：确因教学需要，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师，把“问题”在大会上说清楚，解脱出来参加教学，是党员的可以恢复组织生活。季先生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东语系全体工农兵学员的共鸣，全体党员一致鼓掌赞成恢复他的党员资格，让他参加正常的教学和组织活动。季先生十分激动，当即掏出身上带着的一千五百多元钱交纳了党费。这一千五百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可以买一万多斤面粉、可以给近二百个解放军学员发一个月津贴。 

我们结业离开北大时，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不顾年老体弱，顶着大太阳跑到北京站来送我们，火车开动了，他们还站在月台上挥手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