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陆的和解善意，她也从来冷拒。1982年7月，廖承志给蒋经国发表了公开信，呼吁蒋经国、国民党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国共恩怨，为国家统一贡献心力。三周后，在以宋美龄名义公开发表的回复信中，她不仅继续进行反共宣传，而且以长辈之尊要廖承志“投诚”台湾。

“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回顾两岸关系的沧桑历史，重读廖承志的信件，狭隘的意识形态之争，让宋美龄失去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历史契机，而她的政治价值也只能在“给夫人祝寿”的借口中，沦为李登辉当局进行台美“秘密外交”的工具，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挥之不去的“中华民国”情结

宋美龄多次卷入台湾政争，不能不说是出于对“中华民国的爱”。她认为，要捍卫、延续“中华民国”，蒋经国的接班人就必须是对“中华民国”绝对忠诚之士，她希望接班人是她信得过的人。因此，蒋经国接班后，不仅台美“断交”让宋美龄对蒋经国的“外交政策”相当不满，特别是实行民主改革后，她更有了对蒋经国布局身后接班人选的异议，有了对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的怀疑，有了对党政人士安排的介入，由此引发了一场国民党内的接班风暴。

据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回忆，蒋经国身后的党主席一职，按国民党惯例应该是由继位“总统”李登辉兼任的。因此，1988年1月，国民党中央也是以此惯例来运作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一事的。在达成党内共识的基础上，党中央完成了中常委们的联署，并决定27日在中常会推出这封由李焕督军、俞国华领衔、全体中常委联署的联署书。鉴于宋美龄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的首席主席，24日，李焕向宋美龄报告了此事，并将国民党中央的提案让宋美龄过目。不料，25日，宋美龄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李焕，虽然未明说反对李登辉代理党主席，却要求按党章规定，在5个月后的国民党“13全”会上再作决定；而“13全”召开之前，由中常委轮流代行主席职务主持中常会。26日，宋美龄又让蒋孝勇打电话给俞国华，要求暂缓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案。这让李焕、俞国华相当为难，出于顾念与宋美龄的旧情，遂有心缓办，以求周延。但消息传开，副秘书长宋楚瑜先是在中常会前向李焕、俞国华强力表态提案不宜推迟，继之在中常会上激进表态，质疑俞国华的“犹豫不决”，并表示“非常失望”，断然离开会场。随后，中常委们跟进发难，一一主张维持原案，俞国华不得不顺势而为，通过李登辉代理主席案。事已至此，宋美龄只能放手。

因为“爱中华民国”，宋美龄终生反“台独”。2000年岛内“大选”，她认可连战的人品、能力、政策，担心民进党“台独”执政葬送“中华民国”，担心宋楚瑜分票让民进党得利，于是在美国签署一纸亲笔信函寄给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萧万长竞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这对国民党基本盘是个极大的鼓舞。连萧竞选失败后，连战誓言进行党务改革，重新奋起，她以实际行动表态支持，参加党员重新登记，并一次缴足1万元新台币，成为终身国民党党员。

终未跳出个人的局限

宋美龄在台湾政坛施展不开，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则她的权威是靠着“第一夫人”的平台发挥出来的，这种依附而非掌控权力的状况，必然随着“第一夫人”身份的消失而快速削弱，没有了“第一夫人”的平台，在现实政治利益的角力之下，除了老部下那点情感的顾念之外，她的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何况以蒋经国的性格、能力、权势，她如何能帘后听政、干政？

二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情结让她不能超越局限，俯览局势变迁。以她单方面否决国民党中央案、延迟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一事为例，宋楚瑜等之所以抗命不从，排除其个人前途考虑，更根本的恐怕是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当时，开放、民主的台湾社会民意趋向已势不可挡，舆论以“新版宫廷政变”描绘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案的这场内部纷争，正是这一趋向的反映。蒋经国看到了这一民意趋势，顺应了这个趋势，宋楚瑜等也挟民意而为，宋美龄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终只能离开台湾，远走美国，求个眼不见心静。此外，台湾与大陆长期阻隔，台湾民众，包括国民党在台培养的新生代，并不太了解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缺乏对她的了解和理解，也就更不在意、且更反感她的介入，不懂她的干政主要来自对“中华民国”的情感，因此反抗得便很强势。这诸多因素综合，注定宋美龄一定会在政坛权斗中受伤乃至落败。

当然，李登辉后来掀起的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斗争，以及其“台独”的作为，不能全从1988年的民意潮流中来解读，相反，却正印证了宋美龄对李登辉的不放心。只能说，对时代脉搏没有拿捏准，湮灭了宋美龄对李登辉的直觉的警惕，否则宋美龄应该是另一种作为吧？

政治人物必须有突破自己局限的能力，才能化危机为转机，维持政治影响力不辍。这是看宋美龄晚年在台际遇给我的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