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陈毅当时就用“旌旗南指大江边”，“直下金陵澄六合”的诗句来描述渡江成功盛况。汤恩伯眼见江防部队一触即溃，为避免在沿江被分割围歼，他下令芜湖以西部队沿浙赣路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撤退。其余江防部队也向南溃逃。

宜将剩勇追穷寇。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鉴于敌准备在浙赣线重新组织防御，防御不成则继续南逃的企图，紧紧把握战局发展关键环节，及时调整战役部署。当指挥西集团的刘伯承根据战况，提出二野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全力直出浙赣线的建议时，邓小平等立即复电表示同意。在与刘伯承等共商后，总前委将西集团作战部署上报军委追认，在刘伯承直接指挥下，西集团二野三个兵团兵分三路，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进军速度加快，追击战果显著。于5月上旬，控制了长达400多公里的浙赣线，完全粉碎了敌在浙赣线展开、组织反抗的企图。

与此同时，邓小平、陈毅和粟裕等，指挥渡江后的东、中两集团，以钳形攻势迅速前进，首先在郎溪、广德山区合围歼灭敌5个军8万多人。随即又鉴于汤恩伯集团约20万人退集上海，负隅顽抗，不成则从海上撤逃的情况，命令三野集中8个军，仍采取钳形攻势，切断敌海上逃路，然后聚而歼之。至此，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军政兼施，力求全胜。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也是蒋介石反动政权赖以支持的基础之一。对此，蒋介石决定重点防守。他于4月26日赶到上海，亲自部署上海防务。他企图凭借20万守军，依恃坚固防御设施，争取时间，抢运储存在上海的黄金和贵重物资，并准备破坏城市，挑起国际事端，促使美国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

邓小平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就预计到“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5月初，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在丹阳一起谋划渡江战役第三阶段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问题。攻占上海是一场特殊战役。陈毅比喻，这是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城市精华。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与陈毅等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上海战役指导方针：既要歼灭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又要保全上海免遭战火破坏，以利日后建设。在具体部署上，邓小平等慎之又慎。

5月2日，邓小平等在听取汇报时认为，在长久围困；攻敌薄弱之点；两翼钳击吴淞口断敌海上逃路，在市郊诱歼敌人这三个方案中，第三案最佳。这样暂不攻市区，使城市少受破坏，又断敌逃路。据此，上海战役第一阶段战斗主要在市郊吴淞、高桥展开。激战中，邓小平等又及时电示：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好充分准备。经10天激战，我军完全击破敌淞沪外围防御体系，迫敌主力出市区防御。转入第二阶段战斗时，邓小平等又提出由南向北，总攻市区，全歼守军的意见。5月23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作战开始，我各路部队以“保民何惜血沾衣”的精神，严格执行不使用重武器射击规定，采取机动灵活战术，攻占市区要点。25日，策动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起义。至27日下午，完全解放上海。我军激战16天，以伤亡2.4万人代价，歼灭上海守敌15万人。此后，邓小平又花很大精力进行教育接管干部，圆满完成接收上海的任务。至此，伟大的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邓小平等领导发起的渡江战役，势如泰山压顶，攻如囊中取物，既未遭敌“半济而击”，又未使敌首尾相顾，最终大获全胜。邓小平当时就指明，此役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在军事上“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

我们仔细地回顾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如果把这四个战役按地划分为南线和北线的话，淮海和渡江战役是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胜利实施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南线作战的指挥权交给邓小平了。30多年后，邓小平也是这样说的。

南京解放了，邓小平与陈毅于1949年4月27日深夜渡过长江后，就住在蒋介石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上海解放了，邓小平与陈毅于6月进入上海，两家合住在一栋小楼里。有一天，两家人合拍了一张照片。

5月，邓小平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当面汇报3月份以来的工作。中共领袖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爱国团体，正在紧张地筹备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身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于7月19日写信给在上海的华东局主要成员，转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主要内容为：新中国即将建立，帝国主义将采取各种方式直至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而我们要迅速占领全国，外交方面采取一边倒，内部政策上要强调自力更生。这样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立于坚固基础上，“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8月4日，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作了报告，介绍了从渡江战役到解放上海的情况。例如渡江战役胜利的原因，军事占领后城市接管工作等等。

据邓小平子女介绍，在上海，他大病了一场，头痛得卧床难起，可见征战之辛苦！尽管如此，他还是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和毛泽东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数十万军民，和全国人民群众，欢庆着人民胜利的伟大节日！不过，他深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军事斗争的结束。在西北，东南，西南，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苟延残喘。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授权他和刘伯承率二野进军西南。当年，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国民党曾经误判是要入川，现在，刘邓大军这柄利刃真的已经悄悄地指向了大西南，这一年，邓小平45岁。

关于渡江作战计划，军委、毛泽东和总前委在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战犹酣时就运筹了。1个月后，刘伯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总前委提出：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194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召开的中原局扩大会议，也讨论了渡江作战准备的一些问题。2月8日，邓小平又在商丘主持由中原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总前委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最后形成《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上报中央军委。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等商谈渡江作战问题。3月2日，邓小平在蚌埠以南之孙家圩子，连续主持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进一步讨论渡江南进问题。26日，邓小平、陈毅等又听取了三野各兵团首长关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着重研究京沪杭地区战役实施方案。

安徽省肥东县瑶岗村中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曾是总前委的驻地。3月31日，邓小平在这里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讲了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号，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要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所以他自己写这个作战纲要。”

于是邓小平亲自动笔，拟定了《纲要》这一历史性的军事文献。4月1日，他又召集有关同志，逐段讨论，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野战军各兵团以上单位。3日，军委批准了这一纲要。实战表明，邓小平拟定的这一作战纲要，是科学性和可行性，坚定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总前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化繁为简，抓住关键，宏观决策的鲜明特点和指挥艺术。

由邓小平拟定的《纲要》，在渡江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纲要》是我军作战指导宏观决策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