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年初到上海，就住在中共负责地下交通工作的吴德峰家中。当时吴德峰、戚元德夫妇住在一起，表面上是一户阔绰人家，周惠年遂扮演老妈子的角色。

因为她初来乍到，需要有个熟悉环境的过程，并未承担多少在上海跑交通的工作。同时一家就是一个工作站，有许多杂务要处理，而且假戏必须真做，所以整天收拾房间、接待客人、买菜烧饭、洗洗涮涮，和真的老妈子也没太大的区别。 　　

习惯于轰轰烈烈搞宣传鼓动、从事工运的周惠年，对此很不适应，何况在来之前她就提出过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要求。于是，她向吴德峰当面请求调换工作，要到工厂去。不料，遭到吴德峰的严厉批评：“都到工厂去搞工运，机关工作谁来做？！革命工作每一项都很重要，都是必需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 　　

虽然吴德峰的口气比较生硬，但周惠年感到他说的在理，便逐渐安下心来。不久她担负了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员的工作。 　　

在时下一些电影里，中共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多是西装革履、锦衣金饰，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舞厅、酒店，气派潇洒。可周惠年对我讲的情形，与之简直异如天壤。当时组织上给周惠年的生活费，每天只有四个铜板，一月仅一块多大洋。 　

四个铜板，在上海也就够一副大饼油条钱吧，可她要维持一天的生计，以至入冬了，她还靠几件单衣御寒。她默默地忍耐着，直到一天她冷颤瑟缩地与吴德峰、戚元德会面，组织上才了解她的窘境，给她十块大洋，用来购买夹衣、棉衣。 　

对艰苦的条件，周惠年时常考虑通过自己的劳作来改善，也可减轻组织的负担。闻知住守的机关附近，有一爿丝袜厂正在招工，周惠年去联系了一下，老板对她很满意，说妥每月30块大洋。她高兴得不得了，一来可为组织解决一点经费；另外自己有在工厂发动群众的经验，可借机开展工作。 　　

她兴冲冲地向组织汇报请求批准，可吴德峰不同意。他说组织上交给她的工作是看机关，如果她上工了，来机关联系的人员就可能吃闭门羹，容易耽误大事。为了革命的需要，她放弃了这份很有诱惑力的工作，继续她一个月一块多大洋的生活。 

数月后，吴德峰调到中共中央军委，主管交通总站的工作。周惠年也随之到军委，在军委招待所，负责接待从苏区来中央的团以上干部。 　　

1930年秋，历时半年、涂炭中原大地的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立即腾出手来，向中共武装割据的地区进行围剿。10月，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由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对毛泽东、朱德为首的湘赣边界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 　　

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对各武装割据地区的领导，及时了解各地反“围剿”军事斗争的情况，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交通局，把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直辖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领导委员会，吴德峰为局长。其任务是打通与各根据地的交通线，布置起严密的同全国联络的交通网。 　　

通过这些交通线和交通网，把各地的情况尽快通报中央，把中央的指示和新精神送往各地；运送各根据地给中央的经费；护送各地赴中央的人员和中央派往各地的干部，是交通局的主要职责。周惠年一度在苏区向中央送经费的联络点，把从根据地送来的钱转交吴德峰，再由吴上缴中央。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周惠年在工作中显示了她的忠诚和勇敢，因而她又被调到更具风险的中央特科工作。特科的前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特务工作科，科长是顾顺章，下分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打击土匪的土匪股。中共中央机关重返上海后，特科改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是实际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