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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爱向谁“讨饭”致被李讷笑作乞丐?
2014年10月24日 13:35
来源:凤凰网 作者: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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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远征曾说过:“我家住在毛伯伯家旁边,我妈妈的湖南菜做得好,有时毛伯伯馋了,会让人拿一个碗来要一碗腊八豆,有时又来要一碗泡椒……每次妈妈都欣然赠送。这和民间左邻右舍互赠吃食的习俗是一样的。二娃爸爸自己做的湖南风味的拿手好菜如豆腐乳之类,也常常被毛伯伯讨去吃。”李讷曾跟远征开玩笑说:“我爸爸快成乞丐了,老到你们家讨饭。”

本文摘自:《毛主席和我们这些孩子》,作者:金戈,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们这一代孩子从小过着供给制生活,在1953年以前,我们一直都穿着公家发的一样的衣服,吃着一样的饭菜,小学的前两年,甚至师生同桌吃饭。回到家里,则根据孩子们的不同年龄,分别在机关里的大、中、小灶饭厅吃饭。

毛伯伯虽然有厨师做饭,有人骑车买菜,但他严格要求按标准吃饭,严格要求记伙食账,有时还亲自查账。毛伯伯招待亲戚吃饭,也是从自己稿费中开支,从不准用公款请客。

每到周末,娇娇、李讷、远新和他们的表哥博文从学校回来,全家一起吃晚饭。毛伯伯因为喜欢孩子,也常常叫上燕燕和二娃一起吃。

这顿饭往往是一周中最热闹的时刻,毛伯伯询问孩子们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有时也教他们背诗,有时也讲小故事,话题海阔天空,言笑百无禁忌,气氛十分活跃。这是毛伯伯在日夜紧张工作之余,精神最放松、心情最愉快的时刻。身边工作人员们发现,孩子们不但不是“小淘气”、“小捣蛋”,反而往往能起大人们起不到的作用。他们是毛主席的“开心果”。可是,吃晚饭的时间,却总是没准儿的,有时8点,有时10点。孩子们肚子早都咕噜咕噜叫了……还是要等到毛伯伯工作告一段落,宣布开饭,这时孩子们才能喜出望外地坐到桌边来……

读者可能会认为,毛主席家的饭菜一定尽是鸡鸭鱼肉,美味佳肴,一定常常能吃上红烧肉,那可就是误解了。其实,毛伯伯家的饭菜,从数量上是够吃而不浪费,菜谱以家常菜为主,特色是湖南风味,辣而咸,口味较重,辣椒是每顿饭必不可少的。毛伯伯爱吃米饭,大多是糙米饭,也常吃大米加小米的二米饭,爱吃苋菜、苦瓜等蔬菜。

远征曾说过:“我家住在毛伯伯家旁边,我妈妈的湖南菜做得好,有时毛伯伯馋了,会让人拿一个碗来要一碗腊八豆,有时又来要一碗泡椒……每次妈妈都欣然赠送。这和民间左邻右舍互赠吃食的习俗是一样的。二娃爸爸自己做的湖南风味的拿手好菜如豆腐乳之类,也常常被毛伯伯讨去吃。”李讷曾跟远征开玩笑说:“我爸爸快成乞丐了,老到你们家讨饭。”后来远征妈妈还教毛伯伯的炊事员做豆豉,帮助他掌握湘菜的烹调技艺。

那时,蔬菜种类很少,只有夏天才能买到苦瓜,有一次吃饭,二娃夹起一筷子辣椒炒苦瓜,尝了一口,就直皱眉头,“哟,又苦又辣……”毛伯伯问道:“二娃,你会写‘辣’字吗?”“会,一个‘辛’字右边一个……”,二娃用手指在桌上写了一个‘辣’字,毛伯伯又问大家:“你们谁知道‘辛苦’这个词的意思?”“知道,辛苦就是累。”“爬香山辛苦……”“农民伯伯很辛苦……”大家七嘴八舌。“粒粒皆辛苦,”李讷想起了跟爸爸学过的《悯农》诗。毛伯伯点了点头,“对,辣就是辛,我们今天吃的菜就是一个‘辛苦’菜,又辣又苦,”顿了一下,又说,“做一个人,吃一点苦,是有好处的,不要老想吃蜜糖……”

有时孩子们跟毛伯伯到郊外去,在地里发现了马齿苋或野苋菜,毛伯伯就叫孩子们挖回来,于是餐桌上便加了一盘野菜。那马齿苋滑溜溜的,还有点酸呢,可毛伯伯和大家吃得很香。

毛伯伯家常吃杂粮,在米里放上各种杂豆,有时放点红薯,一起煮成饭,不过可没有放过什么果脯之类的,有时放点家乡亲友送的莲子,就是好东西了。毛伯伯指着掺着杂粮的饭说:“这,叫做‘八宝饭’,多吃一点,营养丰富。”说着,呼噜呼噜吃得很香。

毛伯伯家的前后院,每年都种一些蔬菜,西红柿长得挺好。到三年困难时期,院子里再也找不到一株花,全种上了菜,毛伯伯带头减了自己的工资,高级干部也都随之自动减了1~2级工资,毛伯伯家饭桌上很少看见肉和蛋了,粗粮比例增加了,每到寒暑假,毛伯伯都让李讷到设在东八所的机关干部用餐的大食堂去排队买饭吃。

毛伯伯那么爱孩子,当然也爱自己的儿女,但并不娇惯他们,对他们要求很严,不准他们倚仗权势搞特殊化。1949年4月,育英小学从西柏坡附近的下东峪搬到北京西郊万寿路,校舍安排在傅作义的一所旧兵营里,周围是农村和庄稼地。那时我们每天三顿饭都要从南院排队到北院去吃,中间要越过一条深深的战壕,营房周围和战壕边上有许多战时留下的扎人的铁丝网,那时,从学校进城有十多里路,却没有一趟公共汽车,加上家长们忙于筹备建国大计,孩子们很少回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面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学校规定两周放一次假,各机关开始派车接孩子,李讷和远新也和中南海其他孩子一起乘大轿车回家。

后来通了公共汽车,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孩子们的“开心果”作用,于是征得毛主席同意,在育英学校不准接孩子的那个周末,搞了一点小小的特殊,把李讷、远新和二娃都接回来,但是毛主席规定,只准孙勇带他们3人乘公共汽车回家,不准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他们回来后,很认真地承担了陪毛伯伯休息的任务,常常“奉命”去拉毛伯伯看电影,出席舞会,或到郊外去走走……1953年李讷考上了师大女附中,孙勇就改骑自行车到育英去,再找个三轮车把远新和二娃接回家。李讷和姐姐到女附中上学,一人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来来去去。后来孩子们都上了大学,李讷上了北大,周末仍是骑车回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减了定量,吃不饱饭,骑不动车,李讷周末就挤乘驮着大煤气包的公共汽车到西直门,再倒车回家。在北大,李讷常穿着学生蓝的衣裤,颜色洗得都发白了,裤子上还常有补丁。至今,在我们同学聚会时,李敏、李讷也永远是衣着最朴素的。毛伯伯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便宜,厌恶特殊化,更憎恶以权谋私,这些,成为我们终身信守的做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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