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也曾有集中营

说起集中营,最“著名”的莫过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其实在济南,也有个日军关押屠杀中国战俘的恐怖集中营——新华院。在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91号的新华院旧址,坐落着济南第六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如今,这里只保留了一排原来的旧房子,其余均建为校舍。

8月26日,在济南市博物馆保卫科副科长乔蕾的办公室内,一个用黄色绸缎包好的记事本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是其父亲乔甦的遗物。本子是乔甦亲手装订而成,皮质封面至今完好无损。扉页上写着:“这是1945年初冬的日子,为了执教生涯,曾被敌人捉去,坐了将近四个月的囚牢,当时吃尽了饥寒的怨苦。出狱后,辗转多病,无所慰寄。”

“父亲写的‘四个月囚牢的日子’,就是指被关押在新华院的一段经历。”乔蕾告诉记者,他父亲1944年在泰安的泰山中学教书,因被怀疑是抗日分子而遭日军逮捕,随后和其他32名教师一起被送到了济南新华院,那时父亲只有21岁。这是一座集中关押来自山东、河南地区战俘和抗日分子的集中营,从1943年至1945年,先后有3万余中国军民在此被杀害。

乔蕾的父亲进去后就没日没夜地劳作,稍有不满或怠慢,就要受到一顿毒打。“早上一碗稀饭,中、晚餐只能吃上一平碗满的小米饭,而且饭里全是老鼠屎和蛀虫,但又不能不吃。有一次他去盛饭,发现上面黑乎乎一片,走近一看才知道全都是苍蝇。”乔蕾说,很多人在集中营里被折磨得瘦弱不堪。而一旦生病,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病栋”阴森可怕,里边的老鼠像野猫一样大,经常啃去人的耳朵、鼻子、屁股、脚跟等软组织部分。

“抗战胜利后,父亲出狱,也落下了一身毛病,尤其是胃不好。”乔蕾的父亲2010年5月1日去世,算是高寿。“现在很多年轻人、当地人已经不了解那段历史了,其实这些故事并不遥远,铭记苦难,宣传和纪念不应只停留在9月3日这一天,而是要持续化、常态化,让现代人更明白今日生活来之不易。”

山东被掳到日本劳工占全国1/4

据了解,在抗战时期,山东共有9177人被抢掳到日本做劳工,占全国总数的1/4。

8月26日,记者在济南见到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建平时,他正在翻阅整理这些年来收集的山东地区被掳往日本劳工材料。“山东人口众多,各种资源丰富,成为日军盘踞华北地区的重要阵地,因此被掳走的劳工中以山东人居多。”韩建平说,他的父亲韩瑞华就是这些劳工之一。

“父亲24岁在外打游击时被俘获,后来被挑选做劳工,从济南坐火车运往青岛,接着从青岛乘船前往日本北海道。”船上还装着矿石,劳工们就在上面吃喝拉撒。日本人不给水喝,许多劳工只能喝尿。“这种环境下人很容易得病,几天的海上航行已经有人丧命。”韩建平说,“作为游击队员,日本人对待父亲要比普通农民狠得多,动辄就是打骂,极尽侮辱。”

除了战俘,很多劳工是从地里被强行带走的农民,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的父亲刘连仁就是如此。刘连仁,就是那位在北海道山林中度过了13年的“野人”。

“劳工的境况简直惨不忍睹。”刘焕新说,许多人早上干活走时还活着,晚上回来就已经火化了。“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两头不见太阳。如果完不成一天的工作目标,日本人就会拳打脚踢。父亲曾亲眼看到一起出逃的伙伴被活活打死。”1945年7月,刘连仁和四个老乡从厕所逃出,躲进了北海道的深山老林,过起了茹毛饮血的“野人”生活。直到1958年1月,刘连仁才被北海道居民发现,后在东京华侨协会和日本红十字会等友好团体的帮助下归国。

肥城的孙家小庄村是个“劳工村”。在村东北角的一座小山上,静静矗立着一座“劳工纪念碑”。这个小山村里有32人被掳去日本做劳工。村民孙远金的父亲被抓时26岁,而他的一个叔叔才15岁,如今都已不在人世。“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想建上三间劳工纪念堂,叫后代子孙永远不要忘记日军侵华带来的苦难,教育孩子要自强自立,铭记历史。”孙远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