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重视将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张向历史学习，向外国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读死书，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主张学以致用。这同孔子讲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和“择其善者而从之”，是相通的。

“躬行”：毛泽东对孔子的又一个传承

一部《论语》，“行”字讲了72次。虽然《论语》中的“行”有多种用法，多种含义，但多数用法是相对于“学”的“行”和“言”的“行”，指行动、实干。对学与行的关系，孔子重视学习，但反对为学习而学习，主张学而致用，学了就做。对言与行的关系，孔子鄙视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主张言行一致、少说多做。孔子认为：考察一个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赞成“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宪问篇》记载：“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看问题、做事情，重视是怎样就怎样，反对主观臆断、固执己见。《论语·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些也都是毛泽东与孔子心灵相通之处。毛泽东认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毛泽东把与实践脱节，只知道死记硬背、夸夸其谈、生搬硬套经典的教条主义，看成是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上芦苇、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间竹笋，是接不了地气的。

在学与行的关系上，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还有一句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体现了毛泽东在学与行的关系上崇尚应用，崇尚“躬行”。

在言与行的关系上，毛泽东崇尚说话谨慎、行动勤敏、少说多做，反对言过其行、夸夸其谈、只说不做。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对《论语·子路篇》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熟记于胸。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许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能不能兑现呢？毛泽东引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话说：“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说话算数、“言必信，行必果”是新中国重要的外交方针之一。

怎样做到“敏于行”、“行必果”呢？毛泽东非常重视孔子的老实态度和“绝四”精神。《论语·为政篇》记载：“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上几次讲到这段话，强调要有老实态度，反对弄虚作假。他说：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

对于孔子的“绝四”精神，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再往上追溯，实事求是在孔子那里也是有根源的，那就是“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的思想、老实态度和“绝四”精神。

毛泽东对孔子“中庸”思想有取有舍

关于“中庸”，《论语·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所认为的大家长久缺乏的最高道德的“中庸”主要包含：一是中，即用中。《论语·先进篇》记载：“子曰：‘过犹不及’”。二是和，即中和。《论语·学而篇》讲：“礼之用，和为贵。”三是时，即时中。《论语·学而篇》记载：“使民以时”。毛泽东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他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进一步解释说：

“‘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