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占领了贵州遵义，于是顺道于当地举行会议，地点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会议改变了原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新领导集体，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背景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苏联派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实际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此后，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其游击战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战略被完全抛弃。1934年10月中旬，在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最高领导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惨重失败，几乎被国军消灭。中央红军8.6万人被迫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使红军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对错误领导及“左”倾军事路线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于是，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经过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张。

会议决定

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

3.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

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过会议的问题：根据陈云于1935年2～3月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清楚记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1958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回答“对此事记不清楚”。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在给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复函中称“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邓小平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位列第六的领导人）。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记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称七十年代初（杨1966年后被监护审查（软禁），直到1975年）曾听周恩来说邓临时做过会议记录员。八十年代，根据邓小平（时为实际的最高领导人）的暗示（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贵州日报》），此后出版的书刊都在正式参加人员名单中增加了邓小平（如伍修权所著《我的历程》）。

会议影响

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但是组织上仍保留了亲共产国际的势力，废黜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以洛甫负总责（中共中央从1935年1月到1945年6月没有选举总书记或主席，有时为了工作方便对外称洛甫为总书记到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用后来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