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悲惨惶惧的哭喊，我至今不能忘记。

父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他极少有这种表现：像一个多情善感的老妈妈一样，抚慰了这个又劝说那个……

蓦地，父亲眼里掠过一道犀利的波光，两只手又背到身后，急踱一阵步，叉腿屋中央，声震屋宇：“不要怕，这里就是红色保险箱！”

他胸膛起伏着又继续踱步，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绪，并且打定了主意。下令将有关负责人叫来，说：“陶勇和我一块出来革命，外面说什么我不管，他落了难，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偏要管！”

“这种形势……不好管哪。”

“管定了！”父亲吼一声，喘息有顷，又说：“放地方不行，会遭造反派迫害。要放进红色保险箱，叫他们统统参军！”

“今年不招兵啊……”

“我的部队招！妈了个×的，把那些落难干部的娃娃都给我招来，锁进我的红色保险箱！”

毛主席曾称呼这些大军区司令为“各路诸侯”，不无道理。父亲一道命令，四十名落难干部的子弟都穿上了军装，跳出“革命风暴”，被保护在“红色保险箱”中。十几年后父亲去世，陶勇将军的儿子张小勇曾赶到父亲的灵柜前，扑通跪倒，连磕三个响头，磕得大地跟着发颤！他放声大哭，比我们这些亲生子女还要哭得惊心动魄。

我和小妹田小兵，也在这一年参了军，与陶勇将军的四个子女一道进入“红色保险箱”。

父亲沉重地对我说：“我是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可是现在的形势，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所以还是参军吧。我是从士兵打上来的，你们也要从最底层干起。路要靠自己走，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我在大别山里的一二六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每天挑水、送饭、拖地、倒便盆……开始了我走上社会的独立生活。

一二六医院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后方医院，根据“山、散、洞”的要求，建在大山里，有打入山体的地下坑道，可以安置上百个病床，坐落在六安县的响洪甸水库附近。

不久，父亲便来到我们这个医院。不是“走麦城”，而是早有计划的撤退。

那时，上级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为军人，父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选择“撤退”的应急办法。

那天，父亲在南京AB大楼召开工作会议。这是原来苏联专家的办公楼。会前获悉，造反派要来冲击。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严令，是无法阻挡造反派冲击的。父亲事先布置了几辆吉普车，停在楼后小山上。那山种满桃树，固树得名叫做桃山。

会议开到半截，造反派果然赶来冲击。警卫只许伸脸不许伸手，怎么可能拦挡得住？造反派轻易冲进了大门。于是，父亲便指挥与会者从桃山撤出。

坐上吉普车，父亲半是恼怒，半是诙谐地骂道：“桃山、桃山，妈了个X的，逃娘的山里去！”

就这样，父亲从南京乘吉普车，风尘仆仆一天，驶入大别山。在路口，他喝令停车，跳下来察看一下地形，下令：“封锁！把机枪都给我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父亲布置完毕，驱车进山。不久，便有四五个人追来，似乎发现不对头，远远停了车，没敢上坡。因为他们看到路口排列开的黑洞洞的机枪，还看清了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

这几个人是造反派的探子。

后来，造反派的队伍追到六安县。从山上望下去，像黄蚂蚁和蓝蚂蚁组成的游蚁兵，浩浩荡荡，声势不凡。据路口的战士讲，大队人马举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

那几个探子投进造反派的大队人马中，浩浩荡荡的队伍立刻停住了，到底还是不敢试探“许和尚”的决心和手段，喊过一阵口号，便悻悻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