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场》：按理说，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是从曾国藩开始的，但到了李鸿章手上，才开始大张旗鼓大行其道。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真实态度如何？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领军人物，是否跟他在上海的经历有关？

叶曙明：中国的士大夫对外国的看法，经历过好几个阶段，在曾国藩之前，基本上是把外国人看做敌人，与匈奴差不多。到了曾国藩，才开始把外国人看做客人，他一再教李鸿章如何与外国人相处，都是传统的待客之道，骨子还是以主人自居。到李鸿章又进了一步，他去上海后，认识到在现代的国际大舞台上，中国与各国的关系，不是主客关系，他努力尝试以平等身份对待世界各国，体现为平等互利，尊重合约，按国际公法行事。当然，这种转变在一开始是非常艰难的，搞得他焦头烂额，被人骂为卖国，但他却坚持这么走下去。

《文化广场》：曾国藩、李鸿章拥兵自重时，清廷对其似乎并无芥蒂，他们对清廷好像也并无二心。后世论者批评曾、李，当时应取满清而自代，或至少制造东南割裂。朝廷与曾、李之间的信任来自何处，仅仅因为他们的进士出身、翰林身份吗？

叶曙明：凡认为曾国藩、李鸿章会取清自代，或自立山头的，都是把他们降格为草莽英雄，完全不了解他们的人品性格。对曾、李来说，纲常伦理，重若泰山，是不会有任何动摇的。朝廷之上，对二十四史烂熟于胸的人多的是，对曾、李心存疑虑的人也不少，但没办法，除了他们之外，朝廷已经无人可用了，八旗、绿营都烂掉了，只能靠团练一类地方武装，朝廷没有钱发饷，也只能靠地方自筹资金，这些都决定了慈禧只能依靠曾、李这样的人。不是信任，而是无奈。

不会再写虚构作品

《文化广场》：写李鸿章起家，离不开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以前史家多贬抑这场运动，称为洪杨之乱、粤贼，后来我们又歌颂这场运动，称为近代最伟大的农民起义。站在您的角度，应该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及曾、李、左、胡诸人在其中的作用？

叶曙明：太平天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本身没有什么进步性，对经济是严重的破坏，对文化是极大的摧残，但它对削弱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破坏现存的政府组织，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前10年，南方的革命运动，基本上是沿着太平天国的发展路线由南向北蔓延的：由两广而两湖而江浙而及于全国。

太平天国还有一个附加的意义，这就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力量并非来自北方，而是来自南方，这一点对中国后来的历史，有着深远影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和太平天国作战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天威，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桑梓。因此，太平天囯的失败，并没有带来动乱过后通常会出现的黑暗和恐怖时期，相反，由于这批南方官员的崛起，把富国强兵的梦想付诸实行，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工业革命——洋务新政。

《文化广场》：太平天国之乱结束后，湘军裁撤而淮军保留，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李鸿章后来的政治地位是否也由此而奠定？

叶曙明：湘军裁撤很大程度是出于曾国藩的主动，这与他的性格也有关，周公唯恐流言曰，自动解除武装，以示别无二心。这也与当时曾国藩的健康状况有关，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其实即使不裁撤湘军，他也没有什么做大事的雄心大志了，只希望自己的船能够平安靠岸，作一个圆满的结局。而李鸿章却还有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所以在裁军一事上，他虽然口头上也追随老师，宣称要裁撤淮军，但并没有认真实行，这固然是他的一个政治本钱，但在甲午战争时，也因为这个本钱，让他置身漩涡中心，输掉一生令誉。淮军之于李鸿章，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文化广场》：您是以小说而进入史学的，对您来说，写小说与写历史有什么不同？您还会不会再写小说？

叶曙明：我对历史的喜爱，比我写小说的

历史更长。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军阀》就是历史小说，后来也写过《共和将军》，以陈炯明为主角的传记小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不能忍受虚构。但我现在的写作形式，毕竟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种大众读物。有时为了增加阅读趣味，也就是所谓的“可读性”，也不得不使用一些小说的语言，我能接受的虚构，大约就是到天气、心情、表情、语气为止。比如：我说“李鸿章笑着说”，但他可能并没有笑，谁知道呢。完全虚构的小说，我是不会再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