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华称如果读者去看顾维钧的一些档案资料，就会明白他的演讲为什么在国际上的评价那么高，“顾维钧不是临时研究，他研究了很久，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有深厚的基础，加上他的口才跟反应结合在一起。”

崛起的中国要看重软实力

有人认为，《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中的一些内容有点像帮北洋政府说话。对此，唐启华觉得很冤枉，“我的研究并没有推翻或者取代以前的说法，只不过过去的说法比较单调、贫瘠，我希望用我的研究丰富以前的说法，让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比较丰富。”

除了丰富读者对中国外交与巴黎和会的认识，唐启华也希望这本书能对当下的中国外交有所启示，“中国现在是一个崛起的大国，经过一战百年，真的是站起来了。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的硬实力是够了，但扪心自问，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软实力还不足。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受到了过强的革命史观跟民族史观的影响。如果日本要跟中国开战，很容易把你挑拨起来。”

在唐启华看来，中国现在有条件和底气面对历史真相，以前革命史观跟民族主义有其正当性，国家弱时必须靠爱国主义凝聚人心抵御外侮，但国家稍微强一点时，要考察到别的国家的观点与立场，“等到真的变成世界大国了，要看全球的战略架构是怎么玩的，要去学以前英国美国的操纵方法、高段数的世界棋局的玩法，用革命史观跟民族主义大概不能玩，这需要高段数的一点理性的东西来玩，这时候外交史研究就要关照世界全局。”

唐启华认为，革命史观和民族主义在今天仍然很重要，他不主张一夜之间抛弃，但也要通过档案史料认认真面对历史事实，“现在要更全面理解中国外交、国际政治，我们希望这个研究，能作为跟崛起中的大国相称的学术软实力，帮现在的国人建立跟大国相称的历史观、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