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从朝鲜撤军的问题。“甲申政变已经平息”，撤军本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但日本并不甘心如此就范。本来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中朝两国达成协议，一旦朝鲜有事中国第一时间出兵援助。而这样的权利，恰恰是心怀不轨的日本政府不愿看到的。就谈判过程中的国际形势变化也对中国十分有利，清军在对法作战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4月6日中法决定停战撤兵。谈判前，日方还寄希望于法国对清军的牵制能够加重日方谈判的筹码。而中国战胜的消息对伊藤博文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也许是胜利来得太突然，冲昏了李鸿章的头脑，他竟然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皆可派兵。这样以来，日本获得了和中国一样可以向朝鲜派兵的权利。昏庸老迈的大清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掉了管控朝鲜的主动权。

至此，谈判似乎可以结束了。但狡猾的伊藤博文贪心不足，十几天的谈判下来，他已经摸透了眼前这位清朝谈判大员的脾气，于是他又耍起了新花招。4月15日，双方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对条约中的撤兵条款进行敲定。此时，伊藤博文提出了处分驻朝清军将领的要求，并称是天皇的意思，甚至还以请美国出面“公断”相威胁。李鸿章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更害怕得罪美国，情急之下，语无伦次，竟答应就此事照会伊藤博文。此照会虽是李鸿章的个人写就，但代表的是国家。在照会虽没有承认清军将领的责任，但确作出了如果查有实证必将严惩的保证。而照会全文竟无一字提及甲申政变始作俑者竹添进一郎的责任问题，及中韩军民蒙受的伤害，等于向世界各国宣告甲申政变的罪魁祸首是中国，这种颠倒历史真相竟然付之于大清朝外交文书，再一次向列强们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1885年4月18日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正式签订，又称《朝鲜撤兵条约》，条约共3款：一是中、日两国军队在四个月内撤出朝鲜；二是中日两国不能派员在朝鲜练兵；三是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这一条约从内容看上去是平等的，但其实只对中国有约束力，而对日本并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在1882年《济物浦条约》中，日朝约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论何时出兵的特权，所以在执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据《济物浦条约》，或依据《天津会议专条》出兵朝鲜。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国的不知情，骗取中国实质上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并且让日本对朝鲜有了同样的发言权。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条约是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它为日本全面控制朝鲜铺平了道路。

当时就有人痛心地指出，“甲午战争的情况已在这时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