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郭德宏说：“事实上，他是中央领导层中最早提出纠左的，当时国内的领导人都在执行博古政策。但临时中央对王明的来信不予理睬。”这恰恰证明王明对国内事务的影响非常有限。

本文节选自《红色政坛的黑色流星<王明年谱>寻找失意者的历史》，作者：李响，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08期

郭德宏：1967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编辑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第一研究部主任等，现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组党史党建学科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

“提到王明，我脑海第一个蹦出的概念就是‘两条路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说，“一是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发言《两条路线》，批判立三路线，开始掌握中共领导权；二是自王明时代开始，中共建构了一套叙述党史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两条路线’：即党史是一条正确路线和诸多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一位，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左倾）、张国焘，然后又是王明（右倾）。这种叙事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甚至延续到现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审徐思彦说，关于王明，她印象最深的说法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郭德宏认为传统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谓王明路线“统治党内四年之久”，是从1931年王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算起，至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由《王明年谱》列举的多方面史料，可以清晰看到，1931年2月的第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增补为常委，10月在共产国际安排下赴苏联。“他在中央决策层只有半年，其中还有很长时间由于被悬赏抓捕东躲西藏，无法正常工作。”

从1931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到1937年11月14日离苏回国，王明在苏联整整六年。王明出国后，临时中央由博古负总责。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有王明的一份，但不能全归于他。王明在苏联期间，以当时的通信条件来说，他鞭长莫及，权限也不足以指挥国内事务。把1932年以后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左倾错误冠名为“王明路线”，非常牵强。

由《王明年谱》整理的文献可以看出，王明本人从1933年思想就开始转变了，他频繁写信、写文章，批评博古及临时中央的左的政策，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在苏区暂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等。郭德宏说：“事实上，他是中央领导层中最早提出纠左的，当时国内的领导人都在执行博古政策。但临时中央对王明的来信不予理睬。”这恰恰证明王明对国内事务的影响非常有限。

郭德宏强调，王明的转变是由于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王明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他运用他的才智，忠诚地服从和宣传共产国际的政策。王海光说：“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王明那一代革命青年，信奉的是‘工人阶级无祖国’，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全球化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在物质上、理论上都给予中共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中共的成功是不可想像的。”